一根小小的番薯藤，是怎樣改變中國的

作者/風行臥龍

首發(fā)/文化影響力

由于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大多數人記住了明朝的“萬歷十五年 ”。其實，還有一個“萬歷二十一年”，值得記住。因為，這一年發(fā)生了一件不見經傳的“小事”。

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老秀才陳振龍做出一個決定，不是寫“聊齋”，也不是舉“義旗”，而是要把番薯（也叫紅薯）運進中國。

圖/陳振龍像（網圖）

番薯這種植物，原產南美洲，后來傳到菲律賓。菲律賓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為了壟斷物種，不讓中國人 把番薯帶走。對番薯的禁運讓中國人大為苦惱。經過反復較量之后，陳振龍在1593年，終于通過把 番薯藤絞入汲水繩的方式，把這番薯“種子”帶回中國。

作為舶來品的番薯，對當時中國 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據史料記載，明代北方小麥畝產僅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種一季；在南方雖然可以種兩季水稻，但全年畝產也不過就五六百斤。而番薯，它的畝產高峰可達4000多斤，最低也有2000多斤。

適應性較強的番薯，逐漸被當時的中國人接受，成了超級農作物。

能吃飽，才是王道。明君賢相，抵不過一日三餐。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秀才陳振龍，為中國帶來了番薯這一神奇物種，這一舉措為中華民族的繁衍貢獻了不朽的力量。

陳振龍不僅把“功同五谷”番薯帶回福建老家，他還和兒子陳經綸馬上草擬了一份稟貼，送呈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陳述引種番薯的利害所在。這位地方官非常高興，隨后開始在福建全省推廣引種番薯。隨后，陳振龍的后人也不斷到全國各地推廣番薯種植。

土地能養(yǎng)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農業(yè)生產并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但是，一旦畝產提高，土地所承載的人口就會急劇增多。番薯引進中國，引發(fā)了食物革命，同時也帶來了人口革命。直到清朝康熙時期，番薯栽培技術傳遍全國，人口也劇增。

在番薯、玉米的廣泛種植和有力支撐下，中國的人口，也從明朝萬歷年間（1572-1620）的約1億，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億，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長至4.3億。

甚至有人說，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只不過是一個”番薯盛世“而已。這話，不無道理。

圖/先薯亭

在甘薯傳入中國之后，受到了廣大民眾的歡迎，得到了普遍種植。它也成為支撐人們生活的重要食物，解決了很多人的溫飽問題，它更是成為了中國人餐桌上主糧作物之一。引進甘薯的秀才陳振龍，也被譽為“甘薯之父”，清道光年間福州人還建了 “先薯亭”來紀念他的功績。

能吃飽肚子，就是老百姓的硬道理，明君賢相的綱常理論只不過是這一基礎上的副產品罷了。一根漂洋過海而來的番薯藤，一位落第的秀才，也許永遠在史書中無名，但確實給一個古老民族帶來了生機和希望，影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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