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風行臥龍
首發(fā)/文化影響力
由于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大多數人記住了明朝的“萬歷十五年 ”。其實,還有一個“萬歷二十一年”,值得記住。因為,這一年發(fā)生了一件不見經傳的“小事”。
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50歲的老秀才陳振龍做出一個決定,不是寫“聊齋”,也不是舉“義旗”,而是要把番薯(也叫紅薯)運進中國。
圖/陳振龍像(網圖)
番薯這種植物,原產南美洲,后來傳到菲律賓。菲律賓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為了壟斷物種,不讓中國人 把番薯帶走。對番薯的禁運讓中國人大為苦惱。經過反復較量之后,陳振龍在1593年,終于通過把 番薯藤絞入汲水繩的方式,把這番薯“種子”帶回中國。
作為舶來品的番薯,對當時中國 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據史料記載,明代北方小麥畝產僅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種一季;在南方雖然可以種兩季水稻,但全年畝產也不過就五六百斤。而番薯,它的畝產高峰可達4000多斤,最低也有2000多斤。
適應性較強的番薯,逐漸被當時的中國人接受,成了超級農作物。
能吃飽,才是王道。明君賢相,抵不過一日三餐。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秀才陳振龍,為中國帶來了番薯這一神奇物種,這一舉措為中華民族的繁衍貢獻了不朽的力量。
陳振龍不僅把“功同五谷”番薯帶回福建老家,他還和兒子陳經綸馬上草擬了一份稟貼,送呈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陳述引種番薯的利害所在。這位地方官非常高興,隨后開始在福建全省推廣引種番薯。隨后,陳振龍的后人也不斷到全國各地推廣番薯種植。
土地能養(yǎng)育的人口是一定的,農業(yè)生產并非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但是,一旦畝產提高,土地所承載的人口就會急劇增多。番薯引進中國,引發(fā)了食物革命,同時也帶來了人口革命。直到清朝康熙時期,番薯栽培技術傳遍全國,人口也劇增。
在番薯、玉米的廣泛種植和有力支撐下,中國的人口,也從明朝萬歷年間(1572-1620)的約1億,繁衍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3.13億,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長至4.3億。
甚至有人說,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只不過是一個”番薯盛世“而已。這話,不無道理。
圖/先薯亭
在甘薯傳入中國之后,受到了廣大民眾的歡迎,得到了普遍種植。它也成為支撐人們生活的重要食物,解決了很多人的溫飽問題,它更是成為了中國人餐桌上主糧作物之一。引進甘薯的秀才陳振龍,也被譽為“甘薯之父”,清道光年間福州人還建了 “先薯亭”來紀念他的功績。
能吃飽肚子,就是老百姓的硬道理,明君賢相的綱常理論只不過是這一基礎上的副產品罷了。一根漂洋過海而來的番薯藤,一位落第的秀才,也許永遠在史書中無名,但確實給一個古老民族帶來了生機和希望,影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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