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明末農民起義，后金能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嗎

公元1627年天啟七年，敲響大明朝喪鐘的農民起義拉開序幕。要論明末義軍最具威脅的就是李自成和張獻忠了。終崇禎一朝，這兩位義軍領袖與明廷糾纏了十七年，最終埋葬了早已千瘡百孔的大明朝，逼死了被眾臣耽誤的崇禎皇帝。

與此同時，早已在山海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集團，褪去了后金粗糙的裝備，換上了大清猙獰的堅甲利炮。他們要趁著中原鼎革，大順與大明兩敗俱傷之際，行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之事。

如果沒有農民軍在后掣肘，后金能否獨立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呢？

如此腦洞大開的問題，咱們不妨大開腦洞的分析一下。

一論明末農民起義的影響明末農民起義起于陜北，從天啟末年陸續(xù)開始。由于民生凋敝，天災不斷，明廷由于遼東戰(zhàn)事而多次加征賦稅，導致流民不斷。在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帶領下不斷發(fā)展壯大。

崇禎四年，義軍進入山西作戰(zhàn)。原本各自為戰(zhàn)，分散流動的義軍開始聯(lián)合。

崇禎六年，在高迎祥的統(tǒng)一指揮下，義軍已經有20余萬之眾。開始大兵團協(xié)同的義軍具備了與明軍激烈野戰(zhàn)攻防的能力。于是義軍通過不斷的穿插迂回陜西、河南、湖南、四川等地，避開明軍主力，各個擊破明軍駐守的城池。牽制和消耗了大量的明軍兵力。

崇禎七年和崇禎八年，義軍分別遭到了明軍陳奇瑜部和洪承疇部的嚴厲征剿。雖然義軍遭受了重創(chuàng)，闖王高迎祥也戰(zhàn)死，但義軍仍然攻破了明中都鳳陽，燒毀了明祖陵，明廷朝野震動。

在十三年的艱苦征戰(zhàn)中，義軍經過了發(fā)展壯大，受挫跌入低谷，再二次壯大，又遭受打擊的起伏。

崇禎十四年至十六年間，以李自成為首的義軍相繼占領了洛陽、襄陽，突破了明軍主力的戰(zhàn)略圍堵，而后三打開封，在潼關全殲孫傳庭主力，拿下西安，席卷關中。已形成東進中原，北上出山西與大明朝爭奪天下的態(tài)勢。

義軍的另一支張獻忠部也已飲馬長江，效法當年陳友諒順江而下，覬覦江南半壁。

天災人禍集中爆發(fā)的崇禎一朝，基本上就是在這些吃不飽，沒活路的“流民”不斷突破生死極限、完成浴火重生的過程中消耗殆盡了。

也許，只有當年要過飯的朱元璋才能對這波瀾壯闊的景象感同身受。

二論后金實力的分析后金，就是當年“成化犁庭”幸存下來的建州女真。

公元1616年萬歷四十四年，大明朝的建州衛(wèi)都司龍虎將軍努爾哈赤脫離明廷序列，自立為后金汗國的天命汗，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反明。

到了1636年崇禎九年，皇太極改國號之前，后金以沈陽為中心，已經牢牢地占據(jù)遼東全境。

趁著明朝內部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同時，后金相繼征服了蒙古和朝鮮，剪去了明朝東西羽翼，使得原本處于對后金合圍態(tài)勢的大明，反而陷入后金的反包圍。處于兩線作戰(zhàn)，不斷消耗的劣勢。

皇太極時代的后金，不但繼承了努爾哈赤兇悍的戰(zhàn)法，也逐步引進漢人的政治制度對原本落后的后金體制進行改革。繼續(xù)加強滿八旗的同時，擴建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

仿效明朝的體制，改元稱尊，延攬各族人才。逐步形成了入主中原的戰(zhàn)略意識。雖然后金的人口，兵力相較大明都遠遠不如。但不要忘了這是一個新興的集團。從薩爾滸大戰(zhàn)起，到努爾哈赤倒下的寧遠之戰(zhàn)；從寧錦之戰(zhàn)的失利，到逐步拉近與明軍的裝備差距；從努爾哈赤時代的一味屠殺，到后期收編漢人和策反明軍，最后清軍入關逐鹿中原的主力基本上就是改變后的明朝降軍。

后金的其興也勃焉，正好對標明朝的其亡也忽焉。

三論明朝滅亡的根源1、天災人禍，南澇北旱，糧食歉收，大量失去土地的饑民成為流民，逐漸成為明末最具危險性的破壞力量。

2、因為遼東戰(zhàn)事起而自萬歷末期以至崇禎逐步增加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直接導致了明末農耕經濟的破產，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的爆發(fā)，也宣告了明末財政到了崩潰的邊緣。

3、萬歷怠政導致那些原本各自上書的言官們，逐步的依附于有威望的重臣門下，以增加話語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朋黨。萬歷一朝，最大的政治遺產不是張居正的改革，而是這臭名昭著的黨爭。

像后來的東林黨、齊黨、楚黨、浙黨，甚至閹黨等等，從之前簡單的政見不同，慢慢的發(fā)展到左右政策，打壓對手，扶持同黨，最后竟然變成了不分是非，只要不是同黨就殘酷打擊，不顧國家利益的地步。

直到李自成兵臨城下了，朝廷上的黨爭也沒有停息。深受其害的不只是崇禎皇帝和他的將領們，他的祖父和兄長又何嘗不是呢？奈何大明朝已經回天乏術了。

結論有句老話說的好，“寧欺白須公，莫欺少年窮，終須有日龍穿鳳，唔信一世褲穿隆”。這句話很適合后金的走勢。

相比較末世的大明朝，軍事策略的得失成敗只是表面問題。核心問題是帝國上下人心盡失，皇帝瀕臨崩潰，舉措失當；各級臣工各懷鬼胎，陰奉陽違，大明從里到外俱已爛透。

歷史沒有如果，即便沒有農民起義，明朝也必然會被新的力量所取代。后金也好，大清也罷，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

如果明朝沒有滅亡,中國會不會自然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會的， 明代中葉以后長江中下游出現(xiàn)的資本主義萌芽，標志著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yè)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江南一帶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yè)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xiàn)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yè)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反對礦監(jiān)，稅使的民變運動不斷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幾十次，一般規(guī)模的幾百次。(《儒家文明》)“民變”不同于農民起義，有這類斗爭,“平等”、“自由”、“實業(yè)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fā)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實現(xiàn)資本主義的條件，那么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xiàn)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xiàn)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xiàn)代化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本。再比如現(xiàn)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fā)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是深受儒學影響的華人就曾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后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閉關鎖國，嚴禁結社。 大清律規(guī)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沖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fā)現(xiàn)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不斷涌現(xiàn)，西方的先進優(yōu)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tài)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涌現(xiàn)出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于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tǒng)治集團。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科技引進、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但是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機會。
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tǒng)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qū)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qū)。正如同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zhàn)是不利的，但是共產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zhàn)。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具有獨立領導全民抗戰(zhàn)的能力。正如同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敗嗎？社會矛盾激烈嗎？這正是國家民族最虛弱渙散的時候， 是希望再來一次蠻族入侵，還是來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呢？在19世紀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么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思想啟蒙和解放運動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社會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guī)模毀滅，之后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涨皬娀诉@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后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

明朝選擇與后金議和能延續(xù)王朝嗎

其實后金并不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因素~因為無論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都沒把改朝換代作為目標，他們的目標就是沒事兒出去打個劫，搶完了就撤~除了個別時間點因為鬧饑荒所以不得不大舉大明進攻指望，還是老實，比較他們也很忙，忙著調和蒙古，朝鮮各方面的關系，因為明朝亡了他們才大舉進關搶地盤~明朝滅亡最大的禍患還是內部，因為沒錢賑災所以民變四起，政府不得不增加賦稅來擴軍，結果百姓賦稅更大，民變更大，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最終讓李自成張獻忠之流硬生生的從弱勢群體變成了強勢群體~如果明朝再拿出一大筆錢作為歲貢跟后金講和估計后金會很高興的答應，但是無異于增加了一筆大刺字，這筆錢怎么來，只能對百姓加賦，那前面說的惡性循環(huán)肯定會加劇~

如果崇禎選擇與后金議和 能延續(xù)大明嗎

明金間自從發(fā)生軍事沖突或爆發(fā)戰(zhàn)爭以來，雙方各種形式和不同目的的議和活動，就沒有停止過。其間戰(zhàn)爭的勝負是雙方力量較量的結果，而議和活動也反映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
其實，從寧遠之戰(zhàn)以后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的十幾年間，明與后金在遼西地區(qū)基本處于相持階段，其特點是雙方斷斷續(xù)續(xù)展開了一系列的所謂議和活動，同時又伴隨著一系列斷斷續(xù)續(xù)的戰(zhàn)爭。時談時打，甚至邊談邊打，事實上，任何一個階段中任何一方提出議和都有著不同的具體背景與目的，但是沒有一次、也沒有任何一方真心想和。對于雙方來說，都把“議和”作為最后戰(zhàn)勝對方的一種靈活策略、一種必要手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寧遠失利后，八月努爾哈赤死去，后金政權進行權力交接，由四大貝勒共理國政。利用明金戰(zhàn)局與后金政局的變化，九月，袁崇煥向天啟皇帝建議“乘其(后金)位置未定，并大耦尊之時，圖為之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萬一此道有濟，賢于十萬甲兵”。所謂“投骨”即“議款”，皇帝同意他“便宜行事”。（《明熹宗實錄》）十月，袁崇煥遣鎖南木座喇嘛、都司傅有爵等前往后金吊喪，具體目的有三個，
一是“探聽虛實”，努爾哈赤是否確實已死，現(xiàn)在“邊事所任何事”；
二是“離間其諸子與夷上下”；
三是要求后金“勿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朝廷處分”。（《三朝遼事實錄》）
這次只是一次禮節(jié)性、試探性的活動，尚未正式談到議和問題。但是，“不計兩國刀兵”，主動“吊慰慶賀，以禮相加”，顯然是一種緩和關系的表示。
在明方的“議和”意圖中是按照袁崇煥的戰(zhàn)略，希望爭取一個緩沖的時間，構筑以錦寧為中心的一條防線，作為向金國反攻的基地。而金國方面，皇太極初登大寶，根基未穩(wěn)，國內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也有計劃出兵朝鮮，解除后顧之憂。兩方面這種“緩兵之計”的“議和”意圖，一拍即合。因此袁崇煥的使團在金國受到了熱烈的接待，大約一個多月后，皇太極派方吉納、溫塔石等帶有皇太極致袁崇煥的答書，偕同明方使臣抵達寧遠?；侍珮O在回信中，除表示對吊喪及祝賀即位的謝意外，正式表白雙方議和的意向，希望議和早日進行。
但是，金國的答書送到袁崇煥手中，卻不見回音。直到一個月之后，金國使臣方吉納、溫塔石等才從寧遠回來，帶回致袁崇煥的原信，轉述袁崇煥的意見，認為原信中把“大明國、大滿洲國”字樣并寫，不便奏聞，故：苓遣使，亦無回書。（《清太宗實錄》）
皇太極在方吉納、溫塔石等人回來后，議和活動停頓。但他還是以積極的態(tài)度，來推進議和工作，為此他派人分別征詢了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的關于議和的意見，并希望草擬一份代表金國貴族利益和政治要求的議和意見書。
天聰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極再次派出方吉納、溫塔石把擬定的議和書交給了袁崇煥。信中重要之點有三：
一是過去20年雙方戰(zhàn)爭的責任在明方，所以引發(fā)戰(zhàn)爭是明方對金國“欺藐凌轢”的結果，也就是說明方欺侮了金國，金國才起而反抗的。所以信中再一次揭出“七大恨”，說明明方“凌逼已甚，用是興師”。
二是要分清雙方戰(zhàn)爭的是非問題。要本著“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的原則，要求明方承認正義在金國一方，明國雖是大國也要承認違反了這個原則。在是非面前，大國小國是平等的。
三是議和的具體條件：明方如果要求議和，就要先送交金方黃金10萬兩，白銀100萬兩，緞匹100匹，布(毛青布)1000匹，作為“和好之禮”。雙方和好之后，每年由金方以東珠10顆，貂皮1000張，人參1000斤交給明方，明方以黃金l萬兩，白銀10萬兩，緞匹10匹，布匹30萬匹，交給金方，作為雙方的饋送。（《清太宗實錄》）
于是，兩方人馬就是開始討價還價。袁崇煥說服了天啟皇帝，遂于同年(1627年)正月向后金提出了明方的議和條件：
后金必須“易去(天聰)年號，遵奉(明之)正朔”，歸還“侵地”，獻出“叛人”。至于后金所要求的饋贈，認為數(shù)量太大，籠統(tǒng)回答說“往牒不載，多取違天”。
（《明熹宗實錄》）天聰元年(1627年)三月，后金的答復是：
每年饋贈數(shù)不變，初次饋贈數(shù)可減為金五萬兩、銀五十萬兩、緞五十萬匹、布五百萬匹。但已得土地、人民“悉已奠定安集”，不能歸還。（《滿文老檔》）同時又提出一個新問題：“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為爾國界，何地為我國界，各自料理?！保ā肚逄趯嶄洝罚?br>天聰初年的明金議和活動是兩國歷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議和，但同時也是最難達到妥協(xié)的一次議和。雙方都從戰(zhàn)略需求出發(fā)，都希望達成一項暫時的停戰(zhàn)協(xié)議，來爭取時間。
明方對失去的遼河東西的土地人民，要求恢復，而金方把占有的遼東西土地人民作為本身發(fā)展的天地和條件，要求劃定疆界，永久占領。當時的明朝在遼東地區(qū)雖然戰(zhàn)爭失利，但有時也打勝仗，如果集中全國的兵力、物力來專注一隅，收復失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明方不肯輕易議和劃界的緣故。金方在戰(zhàn)場上有一定的優(yōu)勢，但對明戰(zhàn)爭也是有勝有敗，加上自身經濟上、兵力上都有相當?shù)睦щy，各方面需要調整。如果歸還明方的失地和軍民，則等于“前功盡棄”。所以說此時的議和活動是沒有成功可能的和議。再加上雙方都在“議和”背后，積極備戰(zhàn)，金方出兵控制朝鮮，明方派兵趕筑大凌河城城防，這就會使雙方都有了借口，中止議和。
寧錦之戰(zhàn)的失利，使皇太極進一步認識到明軍尚具有相當實力，急切難以勝之。此時明朝方面也出現(xiàn)了轉機，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去，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伏誅，要求袁崇煥復出的呼聲甚高。崇禎元年(1628年)袁崇煥以兵部尚書再次督師薊遼，八月抵山海關視事，明廷議和派的主角再度出場。彼時，皇太極于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從沈陽派出白喇嘛等人到寧遠，吊唁明天啟帝之喪，并祝賀新君(崇禎帝)即位，派秀才鄭伸及百總任得良送去致袁崇煥書，希望恢復議和，但是毫無結果。復職的袁崇煥熱衷于他的“五年復遼”計劃，對金方的議和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態(tài)度。盡管皇太極作出更多的讓步，愿意不用天聰年號，改奉明朝正朔，和議仍無進展。更重要的是崇禎帝即位之后，在朝臣中間對與金國議和問題，出現(xiàn)了對金議和，就是重蹈歷史上宋金議和的覆轍，是賣國行為的“輿論”。在這種輿論壓力下，明朝舉國上下，都諱談議和，誰也不肯負這種歷史責任。袁崇煥對于金國議和的來信，也往往扣壓下來，不敢上奏，只要明金雙方的對抗情勢不發(fā)生重大變化，明方對金議和的事，就不會再被人注意。
天聰三年(1629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極致書袁崇煥：你既然無意議和，則我興兵，其責在明。十月，皇太極率軍入關奔襲北京。這次出征，也是以后多次出征中的一個特點，即邊打邊宣揚其屢欲和好，明廷拒和，后金乃不得已而出兵。目的在于爭取人心，分化明廷上下。如后金軍十一月至通州，榜示各城“紳衿軍民”，后金“屢次遣使講和”，明帝不允，以故“告天興師”。十二月又書“與明國君議和”信兩封置北京德勝與安定門外。
天聰四年(1630年)正月又命喀喇沁部蘇布地向明廷要求“憫小民之苦，解邊臣之怨，交好滿洲，以罷師旅”。三月，又分別致書明帝、明諸臣、錦州官員，要求“議和”、“罷兵”。三月，駐守永平等地的阿敏等將領也致書豐潤、開平兩地明官員，要求從速議和，否則“俟我汗攜家眷至，彼時爾等議和亦難?！碧炻斘迥?1631年)五月致書大凌河守將，表示“厭兵戈而愿太平”。然而，皇太極做出的這些議和的努力，明朝上下全部視而不見。
從天聰六年(1632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這一時期的議和活動，仍然基本是后金單方面的活動，僅與個別明地方官員略有接觸。還有一個特點，在后金(清)高倡議和的動機中，與明迅速恢復貿易等經濟意義已退居比較次要的地位，用來作為配合軍事進攻，爭取人心、麻痹明軍的手段，具有愈來愈加重要的意義。
17世紀30年代后期，明清雙方的力量對比與內部局勢，逐漸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軍屢屢進逼關內，農民起義烽煙四起，明廷腹背受擊，風雨飄搖，岌岌可危。而清政權則日益鞏固，東部蒙古相繼歸附，朝鮮完全懾于清之兵威，皇太極已經可以全力以赴西進征明。因此，清統(tǒng)治者不再需要議和這面旗幟了，而一直恥于談和的明上層統(tǒng)治者，欲戰(zhàn)不能，欲守無力，走投無路，被迫第一次主動扯起了議和的旗幟，以求茍延殘喘，維持局面。
自崇禎十四年八月洪承疇于松山戰(zhàn)敗后，松山和錦州長時間處于清軍的包圍之中，明廷陷于危機，雙方的議和活動遂又再起。陳新甲在這段時間任兵部尚書，起初聽信了張若麒的話，認為遼東一戰(zhàn)可平。正因如此，他力促崇禎帝以密詔促洪承疇進兵，結果大敗。于是，他又轉而支持議和的主張。
這時不僅遼東的形勢十分危急，中原地區(qū)也全部成了農民軍的天下。面對危局，陳新甲主張與清議和，以“專力平寇”，待把中原一帶的農民軍平定以后，再與清爭。陳新甲將自己的主張私下告訴了新任三邊總督傅宗龍，傅宗龍在離京去鎮(zhèn)壓李白成以前，又告訴了大學士謝升。謝升私下與陳新甲相商，要他向崇禎帝進言，“謂兩城受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有了內閣大學士的支持，陳新甲這才敢向崇禎帝言議和事。另外，遼東在十一月間下了一場大雪，清兵前線糧餉遇到困難，皇太極亦派人入關議和。干是，陳新甲便大膽地向崇禎帝提出議和的主張。
這時崇禎帝仍擺出一副反對議和的樣子，對陳新甲大加訓斥，“切責良久”，然后又問內閣諸臣。這時周延儒再次入閣不久，內心也想議和，但不敢明確表示。崇禎帝征詢閣臣的意見，實際上就是想在閣臣中找替罪羊，一旦議和失敗，就可將罪責推在閣臣身上。周延儒老奸巨猾，言辭模棱兩可，其他閣臣也不置可否，只有謝升說道：“倘肯議和，和亦可恃?！背绲澋鄢聊季?，事后對陳新甲說：“可款則款，卿許便宜行事?！辈诟狸愋录讎兰颖Ｃ埽巴馔⒉恢病?。（《明史》）
陳新甲向崇禎帝推薦兵部主事馬紹愉，說他可擔當議和重任。崇禎帝遂為馬紹愉加銜職方郎中，賜二品服，命他前往清營議和。
皇太極對明廷遣使議和非常重視，請以敕書為信。明廷所賜敕書的文中稱：
諭兵部陳新甲，據(jù)卿部奏，遼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代陳，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國家開誠懷遠，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東華錄》）
皇太極看了很不高興，因為它不是直接給清廷的，而是給兵部的。從語氣上看，崇禎帝仍擺出天朝上國的架子，像過去對待建州衛(wèi)那樣對待清廷。另外，敕書用紙顏色和制寶也不合定式，所以皇太極便指責這是邊吏作偽，“必非明帝親發(fā)”，予以拒絕。他對來使重申了愿意議和的一貫主張：“若和事果成，則何必爭上下?但各據(jù)其國，互相贈遣，通商貿易，斯民俱得力田生理，則兩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清太宗實錄》）皇太極在這里稱“兩國君臣百姓”，顯然是要與明廷平起平坐，分庭抗禮。
明朝使臣只好再換敕書，往返耽誤了許多時間。在此期間，清軍連續(xù)攻克了松山等地，洪承疇被俘，祖大壽投降。這種戰(zhàn)場上的形勢對明廷更為不利，清處于主動的進攻地位。崇禎帝為了顯示對議和的重視，特派兵部司務朱濟和馬紹愉一起前往沈陽，使團近百人。他們于五月中旬才到達沈陽?；侍珮O對此次議和非常重視，特命大臣出城遠迎三十里，宿于館驛，禮部設宴，招待甚優(yōu)。根據(jù)當時留在沈陽做人質的朝鮮王世子記錄，當時明朝使臣還帶著“四十余車”米，以作為“糧資之計”。這顯然是擔心清廷不管飯吃，不給予友好接待。結果清廷表現(xiàn)得很友好，盛宴款待。這真使明朝使臣大喜過望。
皇太極回書崇禎帝，答應議和，其條件除雙方通好并互有饋贈外，雙方以寧遠、塔山為界，在適中之地開市通商，相互遣返逃人。信中還特地說了一句：“至我兩國尊卑之分，又何必計較哉!”（《清太宗實錄》）看來只要明廷持積極態(tài)度，皇太極還愿作出一些讓步。而從這些條件來看，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算苛刻，而基本上維持了雙方軍事形勢現(xiàn)狀。
六月三日明使啟程回京。在臨行前清廷設宴餞行，“車乘風戒，芻糧悉備”，皇太極還賞給馬紹愉等白銀二百兩，并以兩車人參、貂皮進獻給崇禎帝?；侍珮O對馬紹愉說：“秋初企聽望好音。若逾期不至，我當問盟城下耳!”（《謏聞續(xù)筆》卷四）這顯然帶有威脅的口味，是否要和，要崇禎帝速作決定，否則就要再次兵戎相見。
馬紹愉一行到寧遠后，即速命人將議和情況密報兵部尚書陳新甲。議和之事一直在秘密進行，崇禎帝數(shù)次告誡陳新甲，要“密圖之”。但外廷官員還是聽到了一些風聲，尤其是一些言官，紛紛上疏彈劾，認為是閣臣謝升所主。為此，崇禎帝便將謝升罷去，以堵眾人之口。
謝升的離去使陳新甲的議和活動失去了閣臣的有力支持。當陳新甲看過馬紹愉的密報后，將之放于案上，“其家懂誤以為塘報也，付之傳抄。于是言路嘩然”。以前外廷官員攻擊議和事尚沒有佐證，這一來有了確鑿的證據(jù)，所以紛紛上疏彈劾。給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其他上疏論爭之人絡繹不絕。
如果崇禎帝在這關鍵時刻能毅然主持，公開告諭群臣，自己知道此事，這場風波本可以平息。但他總想將此事往別人身上推。他一再問內閣首輔周延儒，是否應該議和，周延儒也不敢承擔責任，所以“終不對。上(崇禎帝)慨然起”。（《明史紀事本末》）“周延儒老于世故，深知崇禎帝喜怒無常，故始終保持沉默。崇禎帝只好將責任都推在陳新甲身上，遂降旨切責，令其回奏。陳新甲不僅不引罪，“反自詡其功”，這使得崇禎帝更加惱怒，立命逮系下獄，由刑部擬罪，以失陷城寨罪擬斬刑。周延儒上疏求免：“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崇禎帝卻說：“陳新甲職任中樞，一籌莫展，致令流賊披猖，戮辱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明史 陳新甲傳》）崇禎帝在這里不以議和罪斬陳新甲，他知道難服天下人之心；用陷城罪斬他，他又未把城池丟給清兵，故只好用近來數(shù)城被農民軍攻陷為罪名。這顯然是借來的一個罪名，其本意還在于要拿他當替罪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崇禎十五年八月，陳新甲被斬，議和事也隨之告吹。這件事再典型不過地表明，崇禎帝存在著嚴重的性格上的缺陷。這也正是當時許多大臣不敢盡心為國的原因。從當時總的情況來看，明王朝并非沒有人才，只是因為崇禎帝不愛養(yǎng)人才，用人多疑且出爾反爾，遇事推脫責任，故大都斤斤自保，不敢大膽用事。對于一個最高統(tǒng)治者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陳新甲被殺后，崇禎帝命馮元飆繼為兵部尚書。馮元飆深知形勢危急，內憂外患交訌，平定無術，又不敢公開推辭，便佯裝有病。一天上朝，故裝頭暈目眩，倒在廷上，讓人抬回家中。深明底細的人“皆嗤其為細人伎倆，辱朝廷而羞當世”。（《烈皇小識》）馮元飆雖因耍此小伎倆而受世人嘲笑，但卻保全了一條性命。同時，這件事也反映了當時朝中大臣的一種普遍心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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