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極其富有創(chuàng)造力,光是如何稱呼別人這件事上,我們就至少研究出了十幾種不同版本的叫法,例如稱姓名、年號、謚號、廟號、籍貫、郡望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常常區(qū)分不出其中的區(qū)別,總是把它們搞混淆。
常見的像劉邦的廟號為“漢太祖”,謚號為“高皇帝”,但為何司馬遷和班固在史書里還稱他為“高祖”而不是“太祖”呢?
今天,我們就借“劉邦到底該稱呼為太祖還是高祖”一事來聊聊傳統(tǒng)文化中,很容易被人混淆的稱謂一事。
一、劉邦到底該稱呼為太祖還是高祖?“太祖”和“高祖”都是屬于開國之君的廟號,長期以來,我們都將劉邦稱為“漢高祖”,但實際上劉邦的廟號其實是“太祖”。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記載:“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p>
按照《史記》的記載,“太祖”是劉邦的廟號,“高皇帝”是劉邦的謚號,依據封建王朝皇帝在謚號前面還有廟號的稱呼習俗,劉邦的全稱應是“(漢)太祖高皇帝”。
此時,有細心的朋友就會發(fā)現,既然西漢時期就已公認劉邦的廟號是“太祖”了,為何東漢時期的班固依舊在《漢書》中用“高祖”稱呼劉邦呢?
這里就不得不談一下,謚號和廟號的由來了,因為這件事還和秦始皇的舉動有點關系呢。
二、關于謚號和廟號的區(qū)別;1、謚號和廟號制度的由來;
廟號的由來要比謚號早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商朝中期,而謚號要到西周時期才誕生。
根據《逸周書·謚法解》的記載,謚號是由周公創(chuàng)立,其目的就是取代商朝的“廟號”制度,用一種更加大眾化、易于推廣的制度來評判一個人的生平行跡:“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yè),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保ā吨u法解》)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廟號還是謚號都僅僅局限于當時的貴族階層。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不滿意子孫、臣子議論君臣生平,為君主制定謚號的做法,特別規(guī)定下令廢除謚號,由此謚號也隨著消逝近千年的廟號一樣短暫退出了歷史舞臺,《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p>
其大意就是,我聽聞遠古時期有稱號但沒有謚號,中古時期有稱號,死后大臣和子孫還會依據其生前的行為制定謚號。就是這種兒子議論父親,大臣議論君王的行為,是非常沒有意義的,我決定不采取這種做法,從此以后,廢除謚法。
到了漢朝時期,天下初定,眾人因劉邦功大,祭祀他有助于獲得民心、穩(wěn)定天下,便重啟了早已消逝在歷史長河中近千年的廟號制度。
至此,廟號制度和謚號制度,再一次煥發(fā)出了新的生機。
正因為廟號制度和謚號制度,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沉寂期,直到西漢時期才重新施行,因而在推廣的過程中,人們對廟號和謚號的區(qū)分并不像后世那么嚴格、規(guī)范,就連史書上也存在著混雜稱呼的現象,故而才會出現“漢太祖”劉邦和“漢高祖”劉邦,這樣的稱呼方式。
2、謚號和廟號的區(qū)別;
廟號是“君主死后在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主要用于祭祀供奉,而祭祀在古代被看做是關乎國家興衰的大事情,可想而知,廟號這種東西一定是擁有門檻的,并且還不低。
首先,起步就要是君王級別,然后還要做出被后人看作是對國家十分有利的大功績,才有可能被后人供奉到廟宇當中。
以西漢為例,西漢朝共有15個皇帝,其中擁有廟號的僅僅有漢太祖劉邦、漢太宗劉恒、漢世宗劉徹和漢中宗劉詢,這足以說明,在最初的時候,哪怕是皇帝,想要獲得廟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起廟號而言,謚號就要大眾很多了。
因為謚號是人死后,后人所給的評論(不一定是親人,因而評價有好有壞),廟號和謚號二者雖然都有評價的意思,但由于廟號主要是用于祭祀,所以往往廟號的獲取門檻要更高一些,其情感基調也更加正面化一點。
舉兩個例子,商紂王帝辛和明崇禎皇帝。
其中,商紂王帝辛,他的名字叫做子受,按照商朝人的稱呼方式,辛代表著天干,帝代表著他商王的身份,而“紂王”則是后人依據他的行為,給出的謚號評價。
至于明崇禎皇帝,崇禎是他的年號,他的謚號有兩個,一個是清朝給的“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另一個是南明弘光帝給的“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今天的我們可以通過商紂王和崇禎的謚號很直觀地看出,這兩位的后人評價,也可以看出在評價這件事上,后世基本上都是盡量把相關的字都給加上去了,所以顯得長度尤其夸張……
三、謚號和廟號制度的完善和發(fā)展;謚號的內卷膨脹,從最初的一個字,膨脹到了明清時期的二十二個字,這件事說來相當有意思,這足可以見到身后有一個好的名聲,在古人心目中,是多么可貴的一件事。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周公創(chuàng)立的這種謚號制度,是對儒家禮教文化的一種補充。
前面我們提到過,古代人的稱謂方式多達十幾種,其中廟號和謚號又都是針對人的身后評價,可想而知,對于追求建功立業(yè)、青史留名的人而言,能夠在身后有一個好的評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廟號又是那種“祖有功而宗有德”具有典范案例的人才能獲得的,其難度比考狀元還大,故而退而求其次,擁有一個好的謚號就成了絕大多數人的理想選擇。
在這種前提下,擁有賜謚權和議駁權的朝廷,等同于跟士大夫精英階層簽訂了一張互惠互利的合作契約:你給我好好做事,我給你功成名就的機會。
為了顯示自己的公平性,表面上這種事情是由禮部擬定,還有相關掌管經學的國學官員負責審核,實際上最終的決定權還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若是皇帝不同意,擁有封駁權的給事中也無法左右皇帝的最終意見。
故而,謚號制度在封建社會,其實也是皇帝管理約束大臣的一種有力手段,畢竟對于那些守序的大臣們而言,顯然是想要流芳百世,而非遺臭萬年。
謚號這種東西,其實可以看作另外一種形式的墓志銘。
正因為此,在謚號演變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首先謚所用的字詞其實是相對固定的,因而在幾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謚號的基數是非常龐大的,在這種背景下,跟我們起用戶名一樣,后來的人一不小心就會和別人重名了。
為了有所區(qū)別,并且凸顯出大佬高大上的形象,后世負責擬謚的人就掌握了一種獨到的技能:堆砌褒義詞。
例如康熙的謚號是“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其中“合天”說的是他合乎天道,后面的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和仁都是在夸贊他的個人品德及文治武功。
相比較于劉邦的“漢太祖高皇帝”而言,康熙這樣謚號無疑看上去要夸張很多,區(qū)分度也是相當高了。
那么,民間人士如果想要謚號,有沒有辦法呢?
其實,也是有的。
不像先秦時期那么嚴格,在兩漢時期,廟號和謚號還處于復興發(fā)展階段,當時的人私下里也會有互相起謚號的習俗,這種一般是長輩去世后,老人的門生故吏或者相識的故友所贈。
魏晉南北朝以來,這一習俗更加普及化,很大程度上填補了謚號只能由官府賜予的空缺。
與此同時,在謚號演變的一過程中,廟號制度也在逐漸降低標準,以至于后面泛濫成災,稍微有點勢力的小軍閥也敢設廟祭奠自己先輩。
故而,廟號的權威性在后世來講,其意義并不是特別大,對于我們今人來講,能叫得上的廟號也沒有幾個,幾百個廟號中我們常聽到的也無非:太祖、高祖、太宗和仁宗等等。
造成這一現象的很大原因,其實恰恰就是廟號的普及化,即評選標準的降低。
原本君王要獲得廟號,需要達到“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準,這也間接要求君王提高業(yè)務能力,不說多優(yōu)秀,至少要少犯錯。而等到標準降低后,廟號的公信力蕩然無存,對我而言更多時候看古代君王的廟號,大概也就是稱號開頭的一個裝飾板了。
文/腦洞趣味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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