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到底叫太祖還是高祖，廟號和謚號分不清 一口氣帶你讀懂區(qū)別

中國人極其富有創(chuàng)造力，光是如何稱呼別人這件事上，我們就至少研究出了十幾種不同版本的叫法，例如稱姓名、年號、謚號、廟號、籍貫、郡望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常常區(qū)分不出其中的區(qū)別，總是把它們搞混淆。

常見的像劉邦的廟號為“漢太祖”，謚號為“高皇帝”，但為何司馬遷和班固在史書里還稱他為“高祖”而不是“太祖”呢？

今天，我們就借“劉邦到底該稱呼為太祖還是高祖”一事來聊聊傳統(tǒng)文化中，很容易被人混淆的稱謂一事。

一、劉邦到底該稱呼為太祖還是高祖？“太祖”和“高祖”都是屬于開國之君的廟號，長期以來，我們都將劉邦稱為“漢高祖”，但實際上劉邦的廟號其實是“太祖”。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記載：“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p>

按照《史記》的記載，“太祖”是劉邦的廟號，“高皇帝”是劉邦的謚號，依據封建王朝皇帝在謚號前面還有廟號的稱呼習俗，劉邦的全稱應是“（漢）太祖高皇帝”。

此時，有細心的朋友就會發(fā)現，既然西漢時期就已公認劉邦的廟號是“太祖”了，為何東漢時期的班固依舊在《漢書》中用“高祖”稱呼劉邦呢？

這里就不得不談一下，謚號和廟號的由來了，因為這件事還和秦始皇的舉動有點關系呢。

二、關于謚號和廟號的區(qū)別；1、謚號和廟號制度的由來；

廟號的由來要比謚號早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商朝中期，而謚號要到西周時期才誕生。

根據《逸周書·謚法解》的記載，謚號是由周公創(chuàng)立，其目的就是取代商朝的“廟號”制度，用一種更加大眾化、易于推廣的制度來評判一個人的生平行跡：“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yè)，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保ā吨u法解》）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廟號還是謚號都僅僅局限于當時的貴族階層。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不滿意子孫、臣子議論君臣生平，為君主制定謚號的做法，特別規(guī)定下令廢除謚號，由此謚號也隨著消逝近千年的廟號一樣短暫退出了歷史舞臺，《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p>

其大意就是，我聽聞遠古時期有稱號但沒有謚號，中古時期有稱號，死后大臣和子孫還會依據其生前的行為制定謚號。就是這種兒子議論父親，大臣議論君王的行為，是非常沒有意義的，我決定不采取這種做法，從此以后，廢除謚法。

到了漢朝時期，天下初定，眾人因劉邦功大，祭祀他有助于獲得民心、穩(wěn)定天下，便重啟了早已消逝在歷史長河中近千年的廟號制度。

至此，廟號制度和謚號制度，再一次煥發(fā)出了新的生機。

正因為廟號制度和謚號制度，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沉寂期，直到西漢時期才重新施行，因而在推廣的過程中，人們對廟號和謚號的區(qū)分并不像后世那么嚴格、規(guī)范，就連史書上也存在著混雜稱呼的現象，故而才會出現“漢太祖”劉邦和“漢高祖”劉邦，這樣的稱呼方式。

2、謚號和廟號的區(qū)別；

廟號是“君主死后在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主要用于祭祀供奉，而祭祀在古代被看做是關乎國家興衰的大事情，可想而知，廟號這種東西一定是擁有門檻的，并且還不低。

首先，起步就要是君王級別，然后還要做出被后人看作是對國家十分有利的大功績，才有可能被后人供奉到廟宇當中。

以西漢為例，西漢朝共有15個皇帝，其中擁有廟號的僅僅有漢太祖劉邦、漢太宗劉恒、漢世宗劉徹和漢中宗劉詢，這足以說明，在最初的時候，哪怕是皇帝，想要獲得廟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起廟號而言，謚號就要大眾很多了。

因為謚號是人死后，后人所給的評論（不一定是親人，因而評價有好有壞），廟號和謚號二者雖然都有評價的意思，但由于廟號主要是用于祭祀，所以往往廟號的獲取門檻要更高一些，其情感基調也更加正面化一點。

舉兩個例子，商紂王帝辛和明崇禎皇帝。

其中，商紂王帝辛，他的名字叫做子受，按照商朝人的稱呼方式，辛代表著天干，帝代表著他商王的身份，而“紂王”則是后人依據他的行為，給出的謚號評價。

至于明崇禎皇帝，崇禎是他的年號，他的謚號有兩個，一個是清朝給的“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另一個是南明弘光帝給的“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今天的我們可以通過商紂王和崇禎的謚號很直觀地看出，這兩位的后人評價，也可以看出在評價這件事上，后世基本上都是盡量把相關的字都給加上去了，所以顯得長度尤其夸張……

三、謚號和廟號制度的完善和發(fā)展；謚號的內卷膨脹，從最初的一個字，膨脹到了明清時期的二十二個字，這件事說來相當有意思，這足可以見到身后有一個好的名聲，在古人心目中，是多么可貴的一件事。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周公創(chuàng)立的這種謚號制度，是對儒家禮教文化的一種補充。

前面我們提到過，古代人的稱謂方式多達十幾種，其中廟號和謚號又都是針對人的身后評價，可想而知，對于追求建功立業(yè)、青史留名的人而言，能夠在身后有一個好的評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廟號又是那種“祖有功而宗有德”具有典范案例的人才能獲得的，其難度比考狀元還大，故而退而求其次，擁有一個好的謚號就成了絕大多數人的理想選擇。

在這種前提下，擁有賜謚權和議駁權的朝廷，等同于跟士大夫精英階層簽訂了一張互惠互利的合作契約：你給我好好做事，我給你功成名就的機會。

為了顯示自己的公平性，表面上這種事情是由禮部擬定，還有相關掌管經學的國學官員負責審核，實際上最終的決定權還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若是皇帝不同意，擁有封駁權的給事中也無法左右皇帝的最終意見。

故而，謚號制度在封建社會，其實也是皇帝管理約束大臣的一種有力手段，畢竟對于那些守序的大臣們而言，顯然是想要流芳百世，而非遺臭萬年。

謚號這種東西，其實可以看作另外一種形式的墓志銘。

正因為此，在謚號演變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首先謚所用的字詞其實是相對固定的，因而在幾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謚號的基數是非常龐大的，在這種背景下，跟我們起用戶名一樣，后來的人一不小心就會和別人重名了。

為了有所區(qū)別，并且凸顯出大佬高大上的形象，后世負責擬謚的人就掌握了一種獨到的技能：堆砌褒義詞。

例如康熙的謚號是“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其中“合天”說的是他合乎天道，后面的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和仁都是在夸贊他的個人品德及文治武功。

相比較于劉邦的“漢太祖高皇帝”而言，康熙這樣謚號無疑看上去要夸張很多，區(qū)分度也是相當高了。

那么，民間人士如果想要謚號，有沒有辦法呢？

其實，也是有的。

不像先秦時期那么嚴格，在兩漢時期，廟號和謚號還處于復興發(fā)展階段，當時的人私下里也會有互相起謚號的習俗，這種一般是長輩去世后，老人的門生故吏或者相識的故友所贈。

魏晉南北朝以來，這一習俗更加普及化，很大程度上填補了謚號只能由官府賜予的空缺。

與此同時，在謚號演變的一過程中，廟號制度也在逐漸降低標準，以至于后面泛濫成災，稍微有點勢力的小軍閥也敢設廟祭奠自己先輩。

故而，廟號的權威性在后世來講，其意義并不是特別大，對于我們今人來講，能叫得上的廟號也沒有幾個，幾百個廟號中我們常聽到的也無非：太祖、高祖、太宗和仁宗等等。

造成這一現象的很大原因，其實恰恰就是廟號的普及化，即評選標準的降低。

原本君王要獲得廟號，需要達到“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準，這也間接要求君王提高業(yè)務能力，不說多優(yōu)秀，至少要少犯錯。而等到標準降低后，廟號的公信力蕩然無存，對我而言更多時候看古代君王的廟號，大概也就是稱號開頭的一個裝飾板了。

文/腦洞趣味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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