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士人的道德標準是什么

說起古代士人的道德，我們很容易想起“仁義禮智信”，想起三綱、四端、五常、八條目，誠然，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子弟在保存三代墳典中也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但是它并非是一切傳統(tǒng)文化的起源。

在那個百家爭鳴的年代，春秋時期士人的道德標準和后來人們熟知的以仁為核心、以君子為個人最高目標的儒式的道德體系存在一些不同，這里簡要說說春秋士子的敬、仁、讓、忠、信。

一 春秋五德

敬，是《說文解字》所謂“肅者，持事振敬也”，可看做一種廣泛的對萬事萬物恭謹?shù)膽B(tài)度。在春秋，敬是士子道德中最為基本最為核心的部分，實際上是在維護社會關(guān)系中的往來秩序、人倫的上下尊卑。

《左傳》提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在家庭關(guān)系中，子對父要孝敬，所謂敬順所安為孝；弟對兄要恭敬，所謂兄愛而友，弟敬而順，禮之善物也；妻對夫要尊敬，所謂敬，相待如賓。

家庭關(guān)系之外，國家之中，臣對君要敬，民對官也要敬。既然其事君者言敬，那么，失忠與敬，何以事君？因此格外要“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在治國理政時，敬，成為了“民之主”，上位者要注意“敬慎威儀”，這樣才能“以近有德”。同時在處理外交事務(wù)時也要敬，《志》曰：“能敬無災(zāi)”，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就是告誡君臣謹慎對待新附之民。

除此之外，五德之中，敬而能夠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是仁之則也；又有，禮，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則敬也是禮的基礎(chǔ)和源頭。人要恭敬才能夠謹遵為臣之道，做到忠；與朋友交好，做到信；與親人相處，做到讓；善待百姓，做到仁，如此，而近于有德。

仁，是孔子仁者愛人、克己復(fù)禮的核心理念之一，簡單地說是以親人為中心發(fā)散的善待旁人，春秋之仁與儒者之仁相差仿佛，這里主要闡釋兩者的不同。

小而言之，仁者愛人，仲尼曰：克己復(fù)禮，仁也。大而言之，在國家之間，則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在君民之間，則“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p>

這就是說，治國就要體恤百姓，同時堅持道義，正人正己，三者靈活運用，才稱得上仁。反例也很顯然，“背施無親，幸災(zāi)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倘若沒有仁德，則即使是國君也很可能不能守國，最終或死或亡而已。

而在個人層面上，仁更要內(nèi)化為士子的操守，范文子評價楚囚說，不背本，仁也。又有言，度功而行，仁也?？梢娙室彩鞘孔铀孕奚淼臉藯U之一。

讓，是春秋時期仁、德、敬之外，同樣被百家共同推崇的美好品質(zhì)。老子大贊，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這便是“讓”。墨家明鬼而尚賢，墨子認為，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則墨家雖然“尚同”而尊君，卻仍有上古以天下讓賢人的遺風(fēng)。

在五德之中，古籍曾說，卑讓, 德之基也。又說利天下而弗利也, 仁之至也。更有人盛贊讓德，稱“讓，德之主也，謂懿德?！币虼舜呵飼r期，君子貴讓，紛紛彼此謙讓，交游之間一片和諧。忠，現(xiàn)在看來是對人對事的忠誠，在春秋士子而言，則有忠于國，有忠于君，有忠于民。

所謂忠于國者，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舉賢進士，忠于國事，社稷之固也。更進一步說，遠圖者，忠也。臨患不忘國，忠也。這都是要求士子從大局考慮，有洞察局勢，擇善而從的能力和品德。

所謂忠于君者，以林父和季文子為例，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wèi)也；而季文子“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這里已經(jīng)有意識地要求臣子克制私欲為君盡忠，正所謂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

而忠于民，在古代是更為宏大也更為難得的“忠”。有道之君之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因此，上思利民，忠也。而刺客游俠見到趙盾的氣度，也難免折服于他，自認是賊民之主，不忠。后世有馮道歷事蠻夷，保全中原黎民，雖為宋儒所不取，不失為忠于民者。

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墩f文解字》說，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春秋時期，君臣之間、國家與百姓之間，都要有信，信是相互的。

在君臣之間，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wèi)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這就是說君王如果欺騙了臣，不守道義，則前途未卜了。

然而，在君民之間，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這正是商君變法之前要立木為信的主要原因。有古諺語為憑，所謂民保于信，不信，民不從也。

因此，對于君主來說，正是——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jié)也。

對于士子來說，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這就是一種對上下都負責(zé)的態(tài)度，反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士子們往往信以守禮，禮以庇身，蓋因這些道德標準是彼此聯(lián)系的，都服從于當時的社會秩序和人倫道德的需要。在國家之間，同樣要誠信。對需要懷柔的小國，要講究信義。信以行義，義以成名，小國所望而懷也。

即使對存在爭端的大國，在禮樂尚存的春秋，也要講究誠信。人無信不立，君主尤其如此，為一時、一地、一國的得失而失信于諸侯，是竭澤而漁的行為?？傊徽搶φl，信都是相當重要的，所謂“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誠信，正是立身之本。

二 士人道德的時代背景

春秋時期的士人道德，自然與后世有所不同，而這之所以不同，在于時代。因此可以說，這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儒家提出的仁義禮智信對敬、仁、讓、忠、信的發(fā)展，兩者的更迭是如何發(fā)生、為何發(fā)生的。

關(guān)于春秋的時代特點，顧炎武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論述。“如春秋時, 猶尊禮重信, 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 猶宗周王, 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 猶嚴祭祀, 重聘享, 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 猶論宗姓氏族, 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 猶宴會賦詩, 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 猶有赴告策書, 而七國則無有矣?！?/p>

春秋時期禮樂猶存，士人講求的是宗法制的道德，是奴隸主的道德，戰(zhàn)國以后宗法的體系漸趨土崩瓦解，原來的奴隸制道德已經(jīng)不符這些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士人了。

因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新舊勢力的激烈博弈，而春秋尤其成為舊貴族最后的榮光，從這個角度來說，后世道德對春秋士人道德的變化發(fā)展，正是士這個階層掌權(quán)、越來越強調(diào)自身價值的體現(xiàn)。

春秋時代，信首先是對君主的要求。如，《國語》記載，魯饑, 臧文仲言于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 結(jié)諸侯之信, 重之以婚姻, 申之以盟誓, 固國之艱急是為。”信既是諸侯間的交往倫理，又是君主所以得民心的基本手段。廣而至士人道德，信又不僅僅是守信、踐諾，正所謂，復(fù)言, 非信也，周仁之謂信。

這就是說當信指向更高一層的人時，才會變得有意義，這又體現(xiàn)了時人的靈活。講到這一點，就不得不提到此時背信棄義的事情頻頻發(fā)生，這就是“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p>

在先秦，對敬的推崇最廣為人知的是“敬天保民”。在世俗意義上，敬又指向恭謹?shù)胤呐f有的人倫道德和社會秩序。因此敬之地位的弱化，可以歸咎于士人的思想觀念從敬神事鬼變?yōu)榫垂砩穸h之、子不語怪力亂神，也可以歸咎為宗法體系的土崩瓦解。春秋時期多少有著余暉，敬的重要也就不言而喻。

對仁的格外推崇要從春秋時期國家板蕩、四分五裂、兵連禍結(jié)、民不聊生的現(xiàn)實去理解。人們寄希望于國君推行仁政，體恤百姓。從春秋到后世，仁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反映了百姓樸素的愿望。

同時，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另一個鮮明特點是士階層的興起及其地位的上升，于是在治國方面，士時常建議、敦促君主施行仁政，則不免同時以此約束自身。

至于要求士人讓，就是說要求他卑讓謙退，然而春秋之后乃大爭之世，雖然君子貴讓，讓德深厚的人也只有退隱。

忠在春秋時期遭遇了困境?！笆苋怂?，忠人之事”看來是最容易達成的，除此之外，在士這個位置上，要效忠就時常使自己陷入兩難：忠于公室還是忠于私家？ 忠于君主還是忠于道義？

在后世，這個問題因為中央集權(quán)君主專制而被“完美解決”。其中的邏輯是，天下一君，那么士子也無法選擇，要入仕就要忠于唯一的君主，如果這個君主沒有道義，那么士只能盡力輔佐勸導(dǎo)，隨著皇權(quán)的加強，士人廢立君主的權(quán)力從倫理上消失了。

總而言之，春秋時期是一個禮崩樂壞、背信棄義；士人迭出，肉食者鄙；國家板蕩，民不聊生的時代。春秋士人的道德標準首先說明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一個基于現(xiàn)實的理想化的狀態(tài)。其次說明奴隸制道德規(guī)范仍然發(fā)揮著余熱。

三 小結(jié)

敬、讓、仁、忠、信所涵蓋的對象十分廣泛，對于這些道德標準，春秋時期有著與后世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闡述。歷史地看，春秋時期士人的道德標準既有繼承又有延續(xù)，隨時間而流變，但這樣的道德標準首先反映了時代的要求，要認識春秋士人道德標準，就不能忽視道德與時代的互動，不能忽視春秋的時代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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