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艦事件背后：黃埔三杰建立兩大組織，為了政見打得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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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艦事件的策劃實施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過后，蔣介石的地位明顯上升。這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有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的重要職務。

與在廣東的一些國民黨領袖相比，從軍事方面說，蔣介石比汪精衛(wèi)強，擁有汪精衛(wèi)所不具有的軍事地位和實力；從政治方面說，蔣介石比李濟深、程潛等人強，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響。野心謀求權力，權力助長野心。這時蔣介石已經(jīng)謀求到了相當大的權力，于是以這種既得權力為杠桿，謀求更大更多權力的野心，就急劇地增長了。

蔣介石原本是不贊成國共合作的。盡管孫中山對他表示很信任，于1923年下半年，派他赴蘇俄進行實地學習和考察，但是，他對孫中山制定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政策，卻隱含反對之心。

只是由于孫中山堅持聯(lián)俄聯(lián)共，態(tài)度明確，蔣介石才隱忍下來，并為了表示對孫中山個人的服從與忠順，他又竭力裝出完全擁護的樣子，借以騙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撈獲政治資本。蔣介石就是玩弄這種兩面手法，使他的地位于1925年前后迭迭上升，權力不斷擴大。等到廖仲愷被刺殺，胡漢民、許崇智被排擠之后，蔣介石認為，這時橫擋在他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就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和被蘇俄顧問扶植、號稱國民黨左派政治領導人的汪精衛(wèi)。于是他就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排除障礙，奪取更大的權力。

1926年2月，蘇俄政治顧問鮑羅廷偕譚平山暫時離開廣州， 去了北方。鮑的職務由另一名蘇俄顧問季山嘉(Kiss anka) 代理。季山嘉與蔣介石關系密切，且深信蔣是國民黨左派，是孫中山的忠誠追隨者，絕不會背叛革命。但是，作為沒有外交經(jīng)歷的俄國軍人，他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根本不把中國將軍放在眼里，對蔣介石也是動輒批評譏諷。他依據(jù)共產(chǎn)國際指示，反對蔣介石的北伐主張。

同時，他竭力拉攏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wèi)對蔣介石進行抑制，這就加深了蔣介石的疑忌。蔣介石還懷疑季山嘉拉攏、扶植第一軍第二師長王懋功，瓦解他的嫡系部隊。

蔣介石和季山嘉的關系越來越不協(xié)調(diào)。1926年2月26日，蔣介石突然宣布撤銷王懋功師長職，并予扣留。第二天又將王懋功押送出境。蔣面見汪精衛(wèi)，斷言季山嘉專橫跋扈，“如不免去，非惟危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

不久，蘇俄布勃諾夫代表團到達廣州，汪精衛(wèi)與布氏來往密切，并顯示有促蔣離開廣州之意，蔣更加疑懼季、汪暗中串通中共對他不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和右派頭目如伍朝樞、古應棻、王柏齡等乘機大肆散布謠言，說蘇俄顧問和中共要“倒蔣”，廣州市面上出現(xiàn)了稱蔣介石為“新軍閥”的傳單，這無異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

本來，蔣介石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礎，已有疑忌之心，加上這些右派分子的挑撥煽動，就使他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機會，有了發(fā)動政變的借口。

蔣介石利用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職位，把軍校作為結黨營私之所。他利用軍校內(nèi)同鄉(xiāng)、同學、師生等關系，把一些反動分子和右派學生安插在各個重要崗位上，特別是安插在武裝部隊中，以作為發(fā)動反革命政變時急需調(diào)用的力量。

比如他把親信王柏齡先是安插在黃埔軍校作教授部主任，后又調(diào)任第二十師師長；把劉峙安排為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吳鐵城為廣州市公安局長；把他的把兄弟歐陽格安插為海軍學校副校長；另一個把兄弟陳肇英則為虎門要塞司令等。這伙反動分子結成了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反動幫派，暗中進行反共分裂活動。

此外，蔣介石還在軍校學生中組織法西斯團體孫文主義學會，以與當時軍校的革命團體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相對抗。

蔣介石在作好了這些相應的準備之后，1926年3月20日，就因機發(fā)動了“中山艦事件”這一旨在打擊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政變。

2、為何是中山艦？為什么蔣介石選擇中山艦作為突破口和直接的打擊目標呢?

這是因為：

一、中山艦是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管轄下的唯一的一只裝備完善的軍艦，具有較強的實戰(zhàn)能力。蔣介石早就要把海軍局和中山艦的實權奪過來。1925年8月，蔣介石就積極策動歐陽格開始了加緊奪取海軍領導職位的陰謀活動。

二、國民政府管轄下的海軍局，是個直屬機構。局長原為蘇聯(lián)顧問斯美諾夫，中山艦艦長是歐陽琳。后來斯美諾夫因公回國，歐陽琳也因故離職，海軍局出現(xiàn)了空缺，這時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加緊了幫助歐陽格奪取海軍局局長職位的活動。他原以為就要成功了。但沒想到國民政府卻任命共產(chǎn)黨員李之龍(時為海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海軍局局長兼中山艦艦長，這對于蔣介石和歐陽格來說，是難以忍受的。

三、李之龍在任海軍政治部主任期間，就曾破獲蔣介石的親信爪牙、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大販私鹽、牟取暴利的案件，上報國民政府。結果陳被撤職查辦。但蔣介石卻把陳庇護起來。李之龍兼任中山艦艦長后，厲行緝私，這就更引起了蔣介石一伙的仇視。

因此，對于蔣介石一伙來說，掌握了中山艦指揮權的李之龍，是眼中釘，必欲拔除而后快。他們選擇中山艦作為誣陷、打擊的直接目標，原是不值得奇怪的。

這次事變的結果，實現(xiàn)了蔣介石的部分奪權目標，即：中山艦的軍權被奪取，艦長換成了歐陽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全體共產(chǎn)黨員被驅逐，黨代表被取消；黃埔軍校里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被解散，所有會員被迫退出了黃埔學生軍；以季山嘉為首的幾個堅決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的蘇聯(lián)顧問也被解聘回國。

共產(chǎn)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精神上都受到一次很大的打擊。而蔣介石則進一步鞏固他在廣東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地位。因此，這次事變得到西山會議派分子的喝采。當時正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西山會議派，聞訊后致電蔣介石，贊賞他“以迅速手段，截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

那么，作為這次事件中實際參與者的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和孫文學會，到底有著怎樣的來歷？

3、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來頭1924年10月，廣州商團發(fā)動叛亂，黃埔軍校中的革命學生，出于幫助政府及時平定叛亂之目的，聯(lián)絡廣州其他各軍校學生，發(fā)起組織青年軍人代表會(會址設于國民黨中央黨部)。加入這個組織的除黃埔軍校外，還有滇軍干部學校，粵軍講武堂、軍政部講武堂、警衛(wèi)軍講武堂、桂軍學校、大元帥府衛(wèi)士隊、飛機掩護隊、航空學校、鐵甲車隊及永豐、舞風、飛鷹、福安四艦等單位。

代表會的口號是“革命軍人聯(lián)合起來”，“擁護革命政府”，“解散商團”，“打倒買辦階級”，“打倒帝國主義”。

商團叛亂平定后，由于“革命軍將決東征，而后方軍隊龐雜，滇楊桂劉，伏處肘腋，養(yǎng)寇自重，圖謀不軌，青年軍人之運動，尤不可緩”。為了使青年軍人的組織更為健全，充分發(fā)揮革命軍人的作用，1925年1月，由黃埔軍校學生代表蔣先云（黃埔三杰之一，所謂黃埔三杰是指蔣先云、陳賡、賀衷寒）等發(fā)起，決定將青年軍人代表會改組為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

2月1日，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正式成立，成立宣言說：“列強帝國主義，以經(jīng)濟侵略為目的，用政治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手段，侵略我們，我們因此便成了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利用各派軍閥，以遂其他們侵略的野心，軍閥間造成了戰(zhàn)爭，我國因此又成了兵匪軍閥帝國主義共同搗亂的殘局”。

宣言在揭示了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相互勾結，共同壓迫中國人民的現(xiàn)狀之后，發(fā)出了團結救國的號召。

它說：

“當兵的一日不覺悟，軍閥及帝國主義一日不倒，打倒袁世凱，又有段祺瑞，段祺瑞倒了又有曹錕、吳佩孚，曹吳倒了，段祺瑞又出臺了，同時又仍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壓迫。軍人自救，即所以救國，團結起來!聯(lián)合起來!” 這表明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是一個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職志的革命軍人組織。

它的主要負責人，在黃埔軍校學生中有蔣先云、李之龍、周逸群、徐向前、陳賡、王一飛，許繼慎、左權等，在教職員中有金佛莊、魯易、胡公冕等。這些人后來大都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骨干。

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成立后，“竭力以在軍隊中從事文化政治工作為己任”，在東征陳炯明、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等統(tǒng)一廣東的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如聯(lián)合會組織東江政治宣傳隊參加第一次東征；“每次戰(zhàn)前，均在軍隊中預先宣傳黨義及政府之意向，以鼓舞其敵汽心。戰(zhàn)爭之中，則極力向民眾宣傳解釋，以安人心，而收軍民合作之效”。

在平定楊劉叛亂中，由于聯(lián)合會在滇桂軍中發(fā)行《兵友必讀》的小冊子，加強政治宣傳，教育士兵群眾，“乃能使彼軍無斗志，士不用命，相率響義”。6月5日，是楊劉叛亂形勢最緊急的一天。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下令所有滇桂軍學校會員全體脫離滇桂軍。

兩天之內(nèi)，滇軍干部學校和桂軍軍官學校脫離滇桂軍者約一百人。極大地動搖了滇桂軍的基礎，使這次叛亂得以迅速平定。

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出版了《中國軍人)、《青年軍人》，《中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周刊》等刊物。這些刊物“以團結革命軍人，統(tǒng)一革命戰(zhàn)線，擁護革命政府，宣傳革命精神為主旨”。

發(fā)行在全國，影響很大。許多革命分子都要求加入這個組織。聯(lián)合會在其存在的十八個月中，會員發(fā)展到二萬多人，成為革命軍人中一個具有明確的宗旨、嚴密的組織、嚴明的紀律和廣泛的群眾基礎的革命團體，是當時“中國青年軍人運動的中心”，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4、起底孫文主義學會其時，國民黨內(nèi)的右派懾于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影響，乃謀在青年軍人中組織反動團體以對抗。1925年夏天，黃埔軍校的右派分子王柏齡、賀衷寒等組織了“中山主義學會”，它是孫文主義學會的前身。

王、賀等打著研究、實行中山主義的旗號，聲稱中山主義“實是我們中國四萬萬人的唯一救星”，“除掉中山主義，再沒有一個真能看出這一時代的真意，說明這個時代的實在情境，指出這個時代進化的真正方向”，影射和中傷馬克思主義。

這年底，12月29日，王、賀等以中山主義學會為基礎，在廣州正式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

后來王柏齡在說明成立該會的旨趣時說，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就是要和共產(chǎn)黨和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劃上一道鴻溝，爾為爾，我為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標榜自己是孫文主義的信徒，而把一切不贊成他們所謂的孫文主義的人宣布為“叛逆”與“寇仇”。

賀衷寒在一篇文章中說：

“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如果不是孫文主義的信徒，和孫文主義同志，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叛逆，中國國民黨的寇仇”。 與此同時，北京、上海等地也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組織。

上海該會的成立宣言說：

“誤信第三國際的甘言，不顧我國的垂危的局勢，不顧我國的經(jīng)濟狀況，高唱馬克思的共產(chǎn)主義，擾亂了我們的民主救濟之步驟，障礙了我們國民革命的大團結，在現(xiàn)在的中國，是不能行這種不合國情的主義的”，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明目張膽的攻擊。 孫文主義學會的領導骨干，除王柏齡、賀衷寒外，還有繆斌、何應欽、冷欣、陳誠、顧祝同、曾擴情、鄷悌、桂永清、胡宗南、吳鐵城、歐陽格、劉峙、陳肇英等。

這些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是一批右派分子，也是后來在國民黨政府中擔負各方面重任的主要人物。

于此可見，孫文主義學會是以反共為職志的反動團體，它是為與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相對抗才成立的。

4、兩派之間的爭斗孫文主義學會成立后，即千方百計向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尋釁鬧事，制造爭端。他們監(jiān)視共產(chǎn)黨員的行動，盜竊共產(chǎn)黨員的文件，放出種種污蔑中傷共產(chǎn)黨員的濫言。甚至挑起沖突，大打出手，釀成武斗慘劇。有一次孫文主義學會頭目、黃埔軍校教授部官佐林振雄與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會員李漢藩發(fā)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槍向李開了一槍，幸未打中，此事當時引起了大風潮”。

“第二次東征時，雙方又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前身)的一次集會上打了一次大架，形成勢如水火，不可調(diào)和的局勢"，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對于孫文主義學會的無端挑釁，采取了堅決自衛(wèi)還擊的立場。當林振雄槍擊李漢藩事件發(fā)生后，軍校進步師生同聲抗議。

時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十分憤慨，他立即找軍校總黨代表廖仲愷交涉。在廖仲愷的支持下，將林撤職查辦，給了孫文主義學會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時，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貌似公允，站在兩會之上。

他雖聲稱：

“聯(lián)會(按指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與學會(按指孫文主義學會)皆產(chǎn)自本校，而其出發(fā)點，自在本校，而其立足點，亦皆在本黨與本校之上”。 竭力籠絡，仿佛對兩個組織一視同仁，無所偏袒，實際上，他是暗中支持孫文主義學會，并竭力加強對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控制。

1925年底，因第一師師長何應欽檢舉師黨代表、共產(chǎn)黨員李公俠有信件暴露中共在軍中的秘密活動，蔣介石就在黃埔軍校中明確提出限制共產(chǎn)黨活動辦法。

即校內(nèi)共產(chǎn)黨員的活動均應公開；國民黨員加入中共，須向校中黨部聲明并請準。1926年2月2日，蔣介石裝作協(xié)調(diào)兩會關系的模樣，召集兩會負責人開會，議定了四條辦法：

“(一)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孫文主義學會兩方面干部互相加入；(二)兩會在本黨軍校及黨軍，須受本校校長及黨代表之指導；(三)團長以上高級長官(除黨代表外)不得加入兩會；(四)兩會會員對此有不諒解，得請本校校長及黨代表解決之”。 這四條，實質上是蔣介石利用孫文主義學會以加強對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監(jiān)視，并把聯(lián)合會直接擺在他的控制之下。以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兩會斗爭愈演愈烈。黃埔政治教官、中共黨員高語罕公開批評軍校不準革命，聲言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先要打倒軍校中的段祺瑞。中共廣東區(qū)委為孤立蔣介石，試圖把蔣介石的第一軍中王懋功師拉出來另組一個軍，以削弱蔣的勢力。蔣介石越來越庇護右派，打擊左派。

不久，他即操縱孫文主義學會，陰謀策劃中山艦事件，發(fā)動突然襲擊，乘機逮捕當時既是海軍局主要負責人、又是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負責人之一的李之龍。

5、孫文主義的變種——黃埔同學會在這以后，他又以“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組織有違親愛精誠的校訓，破壞整個同學的團結”為借口，于4月7日發(fā)布《取消黨內(nèi)小組織校令》宣告：

“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別黨部各級組織應由黨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種組織著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種組織發(fā)生。如稍有違犯，一經(jīng)查出，實行嚴重究辦，以維紀律”。 在這種形勢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于4月15日發(fā)出通電，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孫文主義學會也在同日通電取消。

但是，蔣介石要解散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是真，而取消孫文主義學會是假。

因此，當兩會剛剛解散不久。5月中旬，他即籌劃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黃埔同學會。

他自任會長，以原孫文主義學會骨干分子楊引之和曾擴情分別任組織科長和秘書。許多原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和黃埔軍校中的反動分子，都紛紛加入這個組織。

這樣，蔣介石就不僅使孫文主義學會得以借尸還魂，并進一步擴充了他的反動力量。

歷史表明，解散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和黃埔同學會的成立，是蔣介石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擴充個人勢力的重要一步。而所謂黃埔系，則構成了蔣介石后來軍事政治勢力的重要基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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