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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艦事件的策劃實施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過后,蔣介石的地位明顯上升。這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有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的重要職務。
與在廣東的一些國民黨領袖相比,從軍事方面說,蔣介石比汪精衛(wèi)強,擁有汪精衛(wèi)所不具有的軍事地位和實力;從政治方面說,蔣介石比李濟深、程潛等人強,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響。野心謀求權力,權力助長野心。這時蔣介石已經(jīng)謀求到了相當大的權力,于是以這種既得權力為杠桿,謀求更大更多權力的野心,就急劇地增長了。
蔣介石原本是不贊成國共合作的。盡管孫中山對他表示很信任,于1923年下半年,派他赴蘇俄進行實地學習和考察,但是,他對孫中山制定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政策,卻隱含反對之心。
只是由于孫中山堅持聯(lián)俄聯(lián)共,態(tài)度明確,蔣介石才隱忍下來,并為了表示對孫中山個人的服從與忠順,他又竭力裝出完全擁護的樣子,借以騙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撈獲政治資本。蔣介石就是玩弄這種兩面手法,使他的地位于1925年前后迭迭上升,權力不斷擴大。等到廖仲愷被刺殺,胡漢民、許崇智被排擠之后,蔣介石認為,這時橫擋在他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就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和被蘇俄顧問扶植、號稱國民黨左派政治領導人的汪精衛(wèi)。于是他就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排除障礙,奪取更大的權力。
1926年2月,蘇俄政治顧問鮑羅廷偕譚平山暫時離開廣州, 去了北方。鮑的職務由另一名蘇俄顧問季山嘉(Kiss anka) 代理。季山嘉與蔣介石關系密切,且深信蔣是國民黨左派,是孫中山的忠誠追隨者,絕不會背叛革命。但是,作為沒有外交經(jīng)歷的俄國軍人,他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根本不把中國將軍放在眼里,對蔣介石也是動輒批評譏諷。他依據(jù)共產(chǎn)國際指示,反對蔣介石的北伐主張。
同時,他竭力拉攏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wèi)對蔣介石進行抑制,這就加深了蔣介石的疑忌。蔣介石還懷疑季山嘉拉攏、扶植第一軍第二師長王懋功,瓦解他的嫡系部隊。
蔣介石和季山嘉的關系越來越不協(xié)調(diào)。1926年2月26日,蔣介石突然宣布撤銷王懋功師長職,并予扣留。第二天又將王懋功押送出境。蔣面見汪精衛(wèi),斷言季山嘉專橫跋扈,“如不免去,非惟危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
不久,蘇俄布勃諾夫代表團到達廣州,汪精衛(wèi)與布氏來往密切,并顯示有促蔣離開廣州之意,蔣更加疑懼季、汪暗中串通中共對他不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和右派頭目如伍朝樞、古應棻、王柏齡等乘機大肆散布謠言,說蘇俄顧問和中共要“倒蔣”,廣州市面上出現(xiàn)了稱蔣介石為“新軍閥”的傳單,這無異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
本來,蔣介石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礎,已有疑忌之心,加上這些右派分子的挑撥煽動,就使他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機會,有了發(fā)動政變的借口。
蔣介石利用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職位,把軍校作為結黨營私之所。他利用軍校內(nèi)同鄉(xiāng)、同學、師生等關系,把一些反動分子和右派學生安插在各個重要崗位上,特別是安插在武裝部隊中,以作為發(fā)動反革命政變時急需調(diào)用的力量。
比如他把親信王柏齡先是安插在黃埔軍校作教授部主任,后又調(diào)任第二十師師長;把劉峙安排為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吳鐵城為廣州市公安局長;把他的把兄弟歐陽格安插為海軍學校副校長;另一個把兄弟陳肇英則為虎門要塞司令等。這伙反動分子結成了一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反動幫派,暗中進行反共分裂活動。
此外,蔣介石還在軍校學生中組織法西斯團體孫文主義學會,以與當時軍校的革命團體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相對抗。
蔣介石在作好了這些相應的準備之后,1926年3月20日,就因機發(fā)動了“中山艦事件”這一旨在打擊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左派的政變。
2、為何是中山艦?為什么蔣介石選擇中山艦作為突破口和直接的打擊目標呢?
這是因為:
一、中山艦是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管轄下的唯一的一只裝備完善的軍艦,具有較強的實戰(zhàn)能力。蔣介石早就要把海軍局和中山艦的實權奪過來。1925年8月,蔣介石就積極策動歐陽格開始了加緊奪取海軍領導職位的陰謀活動。
二、國民政府管轄下的海軍局,是個直屬機構。局長原為蘇聯(lián)顧問斯美諾夫,中山艦艦長是歐陽琳。后來斯美諾夫因公回國,歐陽琳也因故離職,海軍局出現(xiàn)了空缺,這時蔣介石認為時機已到,加緊了幫助歐陽格奪取海軍局局長職位的活動。他原以為就要成功了。但沒想到國民政府卻任命共產(chǎn)黨員李之龍(時為海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海軍局局長兼中山艦艦長,這對于蔣介石和歐陽格來說,是難以忍受的。
三、李之龍在任海軍政治部主任期間,就曾破獲蔣介石的親信爪牙、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大販私鹽、牟取暴利的案件,上報國民政府。結果陳被撤職查辦。但蔣介石卻把陳庇護起來。李之龍兼任中山艦艦長后,厲行緝私,這就更引起了蔣介石一伙的仇視。
因此,對于蔣介石一伙來說,掌握了中山艦指揮權的李之龍,是眼中釘,必欲拔除而后快。他們選擇中山艦作為誣陷、打擊的直接目標,原是不值得奇怪的。
這次事變的結果,實現(xiàn)了蔣介石的部分奪權目標,即:中山艦的軍權被奪取,艦長換成了歐陽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全體共產(chǎn)黨員被驅逐,黨代表被取消;黃埔軍校里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被解散,所有會員被迫退出了黃埔學生軍;以季山嘉為首的幾個堅決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的蘇聯(lián)顧問也被解聘回國。
共產(chǎn)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精神上都受到一次很大的打擊。而蔣介石則進一步鞏固他在廣東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地位。因此,這次事變得到西山會議派分子的喝采。當時正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西山會議派,聞訊后致電蔣介石,贊賞他“以迅速手段,截定叛亂,忠勇明敏,功在黨國”。
那么,作為這次事件中實際參與者的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和孫文學會,到底有著怎樣的來歷?
3、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來頭1924年10月,廣州商團發(fā)動叛亂,黃埔軍校中的革命學生,出于幫助政府及時平定叛亂之目的,聯(lián)絡廣州其他各軍校學生,發(fā)起組織青年軍人代表會(會址設于國民黨中央黨部)。加入這個組織的除黃埔軍校外,還有滇軍干部學校,粵軍講武堂、軍政部講武堂、警衛(wèi)軍講武堂、桂軍學校、大元帥府衛(wèi)士隊、飛機掩護隊、航空學校、鐵甲車隊及永豐、舞風、飛鷹、福安四艦等單位。
代表會的口號是“革命軍人聯(lián)合起來”,“擁護革命政府”,“解散商團”,“打倒買辦階級”,“打倒帝國主義”。
商團叛亂平定后,由于“革命軍將決東征,而后方軍隊龐雜,滇楊桂劉,伏處肘腋,養(yǎng)寇自重,圖謀不軌,青年軍人之運動,尤不可緩”。為了使青年軍人的組織更為健全,充分發(fā)揮革命軍人的作用,1925年1月,由黃埔軍校學生代表蔣先云(黃埔三杰之一,所謂黃埔三杰是指蔣先云、陳賡、賀衷寒)等發(fā)起,決定將青年軍人代表會改組為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
2月1日,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正式成立,成立宣言說:“列強帝國主義,以經(jīng)濟侵略為目的,用政治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手段,侵略我們,我們因此便成了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利用各派軍閥,以遂其他們侵略的野心,軍閥間造成了戰(zhàn)爭,我國因此又成了兵匪軍閥帝國主義共同搗亂的殘局”。
宣言在揭示了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相互勾結,共同壓迫中國人民的現(xiàn)狀之后,發(fā)出了團結救國的號召。
它說:
“當兵的一日不覺悟,軍閥及帝國主義一日不倒,打倒袁世凱,又有段祺瑞,段祺瑞倒了又有曹錕、吳佩孚,曹吳倒了,段祺瑞又出臺了,同時又仍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壓迫。軍人自救,即所以救國,團結起來!聯(lián)合起來!” 這表明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是一個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職志的革命軍人組織。
它的主要負責人,在黃埔軍校學生中有蔣先云、李之龍、周逸群、徐向前、陳賡、王一飛,許繼慎、左權等,在教職員中有金佛莊、魯易、胡公冕等。這些人后來大都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骨干。
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成立后,“竭力以在軍隊中從事文化政治工作為己任”,在東征陳炯明、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等統(tǒng)一廣東的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如聯(lián)合會組織東江政治宣傳隊參加第一次東征;“每次戰(zhàn)前,均在軍隊中預先宣傳黨義及政府之意向,以鼓舞其敵汽心。戰(zhàn)爭之中,則極力向民眾宣傳解釋,以安人心,而收軍民合作之效”。
在平定楊劉叛亂中,由于聯(lián)合會在滇桂軍中發(fā)行《兵友必讀》的小冊子,加強政治宣傳,教育士兵群眾,“乃能使彼軍無斗志,士不用命,相率響義”。6月5日,是楊劉叛亂形勢最緊急的一天。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下令所有滇桂軍學校會員全體脫離滇桂軍。
兩天之內(nèi),滇軍干部學校和桂軍軍官學校脫離滇桂軍者約一百人。極大地動搖了滇桂軍的基礎,使這次叛亂得以迅速平定。
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出版了《中國軍人)、《青年軍人》,《中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周刊》等刊物。這些刊物“以團結革命軍人,統(tǒng)一革命戰(zhàn)線,擁護革命政府,宣傳革命精神為主旨”。
發(fā)行在全國,影響很大。許多革命分子都要求加入這個組織。聯(lián)合會在其存在的十八個月中,會員發(fā)展到二萬多人,成為革命軍人中一個具有明確的宗旨、嚴密的組織、嚴明的紀律和廣泛的群眾基礎的革命團體,是當時“中國青年軍人運動的中心”,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4、起底孫文主義學會其時,國民黨內(nèi)的右派懾于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影響,乃謀在青年軍人中組織反動團體以對抗。1925年夏天,黃埔軍校的右派分子王柏齡、賀衷寒等組織了“中山主義學會”,它是孫文主義學會的前身。
王、賀等打著研究、實行中山主義的旗號,聲稱中山主義“實是我們中國四萬萬人的唯一救星”,“除掉中山主義,再沒有一個真能看出這一時代的真意,說明這個時代的實在情境,指出這個時代進化的真正方向”,影射和中傷馬克思主義。
這年底,12月29日,王、賀等以中山主義學會為基礎,在廣州正式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
后來王柏齡在說明成立該會的旨趣時說,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就是要和共產(chǎn)黨和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劃上一道鴻溝,爾為爾,我為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標榜自己是孫文主義的信徒,而把一切不贊成他們所謂的孫文主義的人宣布為“叛逆”與“寇仇”。
賀衷寒在一篇文章中說:
“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如果不是孫文主義的信徒,和孫文主義同志,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叛逆,中國國民黨的寇仇”。 與此同時,北京、上海等地也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組織。
上海該會的成立宣言說:
“誤信第三國際的甘言,不顧我國的垂危的局勢,不顧我國的經(jīng)濟狀況,高唱馬克思的共產(chǎn)主義,擾亂了我們的民主救濟之步驟,障礙了我們國民革命的大團結,在現(xiàn)在的中國,是不能行這種不合國情的主義的”,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明目張膽的攻擊。 孫文主義學會的領導骨干,除王柏齡、賀衷寒外,還有繆斌、何應欽、冷欣、陳誠、顧祝同、曾擴情、鄷悌、桂永清、胡宗南、吳鐵城、歐陽格、劉峙、陳肇英等。
這些人都是蔣介石的親信,是一批右派分子,也是后來在國民黨政府中擔負各方面重任的主要人物。
于此可見,孫文主義學會是以反共為職志的反動團體,它是為與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相對抗才成立的。
4、兩派之間的爭斗孫文主義學會成立后,即千方百計向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尋釁鬧事,制造爭端。他們監(jiān)視共產(chǎn)黨員的行動,盜竊共產(chǎn)黨員的文件,放出種種污蔑中傷共產(chǎn)黨員的濫言。甚至挑起沖突,大打出手,釀成武斗慘劇。有一次孫文主義學會頭目、黃埔軍校教授部官佐林振雄與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會員李漢藩發(fā)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槍向李開了一槍,幸未打中,此事當時引起了大風潮”。
“第二次東征時,雙方又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的前身)的一次集會上打了一次大架,形成勢如水火,不可調(diào)和的局勢",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對于孫文主義學會的無端挑釁,采取了堅決自衛(wèi)還擊的立場。當林振雄槍擊李漢藩事件發(fā)生后,軍校進步師生同聲抗議。
時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十分憤慨,他立即找軍校總黨代表廖仲愷交涉。在廖仲愷的支持下,將林撤職查辦,給了孫文主義學會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時,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貌似公允,站在兩會之上。
他雖聲稱:
“聯(lián)會(按指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與學會(按指孫文主義學會)皆產(chǎn)自本校,而其出發(fā)點,自在本校,而其立足點,亦皆在本黨與本校之上”。 竭力籠絡,仿佛對兩個組織一視同仁,無所偏袒,實際上,他是暗中支持孫文主義學會,并竭力加強對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控制。
1925年底,因第一師師長何應欽檢舉師黨代表、共產(chǎn)黨員李公俠有信件暴露中共在軍中的秘密活動,蔣介石就在黃埔軍校中明確提出限制共產(chǎn)黨活動辦法。
即校內(nèi)共產(chǎn)黨員的活動均應公開;國民黨員加入中共,須向校中黨部聲明并請準。1926年2月2日,蔣介石裝作協(xié)調(diào)兩會關系的模樣,召集兩會負責人開會,議定了四條辦法:
“(一)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孫文主義學會兩方面干部互相加入;(二)兩會在本黨軍校及黨軍,須受本校校長及黨代表之指導;(三)團長以上高級長官(除黨代表外)不得加入兩會;(四)兩會會員對此有不諒解,得請本校校長及黨代表解決之”。 這四條,實質上是蔣介石利用孫文主義學會以加強對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的監(jiān)視,并把聯(lián)合會直接擺在他的控制之下。以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兩會斗爭愈演愈烈。黃埔政治教官、中共黨員高語罕公開批評軍校不準革命,聲言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先要打倒軍校中的段祺瑞。中共廣東區(qū)委為孤立蔣介石,試圖把蔣介石的第一軍中王懋功師拉出來另組一個軍,以削弱蔣的勢力。蔣介石越來越庇護右派,打擊左派。
不久,他即操縱孫文主義學會,陰謀策劃中山艦事件,發(fā)動突然襲擊,乘機逮捕當時既是海軍局主要負責人、又是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負責人之一的李之龍。
5、孫文主義的變種——黃埔同學會在這以后,他又以“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個組織有違親愛精誠的校訓,破壞整個同學的團結”為借口,于4月7日發(fā)布《取消黨內(nèi)小組織校令》宣告:
“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別黨部各級組織應由黨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種組織著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種組織發(fā)生。如稍有違犯,一經(jīng)查出,實行嚴重究辦,以維紀律”。 在這種形勢下,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于4月15日發(fā)出通電,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孫文主義學會也在同日通電取消。
但是,蔣介石要解散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是真,而取消孫文主義學會是假。
因此,當兩會剛剛解散不久。5月中旬,他即籌劃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黃埔同學會。
他自任會長,以原孫文主義學會骨干分子楊引之和曾擴情分別任組織科長和秘書。許多原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和黃埔軍校中的反動分子,都紛紛加入這個組織。
這樣,蔣介石就不僅使孫文主義學會得以借尸還魂,并進一步擴充了他的反動力量。
歷史表明,解散青年軍人聯(lián)合會和黃埔同學會的成立,是蔣介石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擴充個人勢力的重要一步。而所謂黃埔系,則構成了蔣介石后來軍事政治勢力的重要基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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