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亦為鬼雄！南皮張氏“兩烈女”！

中山公園東南角的涼亭中央，有一塊高大的石碑，石碑上斑駁的印記，鑒證著它所經(jīng)歷的滄桑歲月。“徐世昌撰文，華世奎書丹，張壽篆額”,僅僅這塊石碑的落款，就足以吸引人們的目光，而碑文中記載的內(nèi)容，更是發(fā)生在民國初年，震驚全國的天津七大奇案之一——“雙烈女”案。當時有人據(jù)實編演成現(xiàn)代戲，上演天津各大劇場，頗受歡迎。后來，天津評劇院又把《雙烈女》一劇搬上舞臺，它同《楊三姐告狀》一樣，受到廣大觀眾的青睞。

這場悲劇發(fā)生在民國初年。兩女子的父親張紹庭，是河北南皮縣的一個窮孩子。18歲時逃荒至天津，在一家瓷器店學生意。瓷器店主金老板看小伙子干活勤快，人也老實，于是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張紹庭，還讓女婿來繼承店業(yè)。可好景不長，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陷天津，張紹庭帶著妻子回老家避難。等世道太平了，小兩口回來一看，瓷器店里已一片狼藉。岳父病入膏肓，見了女兒、女婿最后一眼后，含淚辭世。

店沒了，日子還得過。為謀生計，張紹庭租了一輛黃包車，金氏則紡線織布為人漿洗衣裳。后來小兩口生了兩女三子，長女麗姑，次女春姑。一晃十六年過去了，一家人日子過得清貧，但也其樂融融。

可是，天有不測風云。一日，那輛全家賴以為生的黃包車被盜了。車場老板死活讓張紹庭賠，愁得夫婦倆不知如何是好。張家的愁事讓鄰居戴富有這個人販子喜上眉梢，他早就盯上張家兩個如花似玉的姑娘。他對張紹庭說，你家那兩個姑娘不小了，要是能找個好人家，聘禮錢自然少不了，正好用來還賬，豈不兩全其美。張紹庭心動了，就這樣，他將次女春姑聘給戴富有長子為妻，并立下婚約。

不久，張紹庭病死，戴富有假獻殷勤，邀金氏母女到戴家居住。金氏起初以為親家是好意，攜子女同往。但到戴家后，戴富有之妻馬氏多次勸其再嫁，平日則偷著教兩女學唱妓院小曲。有一天，兩個姑娘正在院子唱著玩兒，正巧被金氏聽到，“你們這唱的是什么！”氣得金氏狠狠地教訓了兩個孩子一頓，不明所以的姑娘哭著將事情原委告訴母親。金氏想到戴家前前后后的所作所為，知道被騙了，急忙帶著孩子們回家。這時，戴家卻強留長女麗姑，且將麗姑閉于密室，百般凌辱，大打出手，麗姑的哭聲鄰居家都能聽到。金氏幾次來要人，都被拒之門外，一次上門還被戴家的手下毆打。周圍的鄰居們皆為金氏鳴不平，到警察局報了案，警方勒令放人，麗姑才得回家。

戴富有的如意算盤沒打成，遂以金氏悔婚為由，上訴天津地方審判廳。并偽造了婚書，稱張紹庭已將兩女許其兩子，并讓王寶山做偽證。訟狀到直隸高等審判廳，戴富有向主審的推事（法官）施行賄賂，雖然戴家的證據(jù)破綻百出，但是審判廳依然判張家兩女歸戴。判決下來，戴富有帶著一幫地痞流氓到金家要人。金氏不知所措，母女抱頭痛哭，有冤無處訴。

眼看交人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審判廳的判決不能不從，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罷了。麗姑、春姑雖然年紀不大，但也是烈性女子：“咱死也不能去做妓女，讓別人戳咱張家的脊梁骨。”當晚，乘金氏睡熟，姐妹相約把早已準備好的火柴頭用煤油泡開喝下……

張家姐妹的冤情，幾天傳遍了津門。面對人們的不滿情緒，警署唯恐事態(tài)擴大，又得知被害者與清末重臣張之洞同族，對上不好交代，于是直隸高等審判廳急發(fā)票捕人，可是戴富有早已逃之夭夭。直隸警察廳長楊以德為了敷衍民情，親自出面，聯(lián)絡地方紳、商界，為兩烈女購買講究的衣衾棺木，料理后事。

雙烈女大殯是農(nóng)歷五月初一，沿途居民紛紛走上街來。當時棺木由八人抬著，全副儀仗。最前面由軍樂隊執(zhí)事開道，軍警全副武裝列隊其后，在津的主要政府官員朱家保、吳壽、商德全、姒錫章，天津名紳嚴修、呂海寰、趙元禮、高凌雯以及各界頭面人物，南皮張氏族人1000多人參加了葬禮。

送葬的隊伍從西關出發(fā)，繞城區(qū)一周，最后將兩烈女葬于城西明代費宮人墓側(cè)，并建祠立碑，此碑由當時任奕劻內(nèi)閣協(xié)理大臣的徐世昌親自撰寫碑文，由閣臣、津門書法家華世奎書丹，天津縣議會議員、書法家張壽篆書碑額，請精明工匠鐫刻。立碑時還召開了隆重的紀念大會。

烈女葬后，張瑞蔭(清末軍機大臣張之萬之子)家總賬房孟書瑞攜金氏母子回南皮，利用辦喪事所剩的余款，會同張氏族人在南皮城里文廟東側(cè)建“雙烈女祠”，并立碑刻石以記其事。雙烈女祠內(nèi)烈女碑有兩塊，分別為張曾敭、張瑞蔭撰文；張榛、華世奎書丹。

此后，天津擴建新北電影院，天津的烈女墓影響建設，烈女遺骨由其弟媳搬運回南皮，葬于雙廟村西北。墓旁的石碑則移至中山公園。日軍占領天津后，中山公園曾作為日軍駐地。

據(jù)老人們回憶，當年這塊碑曾倒放在地，被日軍作為站崗之用。后來時局不穩(wěn)定，石碑一度被人們忘卻，靜靜地在中山公園內(nèi)躺了幾十年，導致石碑正反面字跡的風化程度明顯不同。不過也正是這種忘卻使“南皮張氏兩烈女碑”在“文革”中躲過一劫。直到1984年全國第一次文物普查前后，石碑才被重新立起，政府還特意建了亭子將它保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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