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茶館”,為以茶供客的店鋪,也被稱作“茶肆”、“茶室”、“茶坊”、“茶鋪”、“茶棚”、“茶社”、“茶居”等,在中國特別發(fā)達。茶館、茶肆在中國的出現(xiàn),是飲茶日漸普及的唐、宋時代以后之事。這種茶館,與“酒肆”、“酒坊”同樣深受中國民眾的喜愛。在清末,主要對于中下層的人們來說,茶館作為休息和社交的場所、集會的場所、交易的場所等得到了廣泛的利用。(注:竹內(nèi)實:《茶館》,大修館書店1974年版,第4~7頁。)關于茶館的風俗及其所起的作用,僅就其系中國特有之物這一點,很久以來就吸引了研究者們的關心。對于上海、蘇州、成都這樣的大城市里的茶館,以前有井上紅梅氏(注:井上紅梅:《支那風俗》(中),日本堂書店1920年版,第248~257頁。)和后藤朝太郎氏(注:后藤朝太郎:《支那風土記》,章華社1935年版,第74~78頁。),最近有竹內(nèi)實氏(注:李劼人:《暴風雨前》,《李劼人選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頁。),都作了這樣那樣趣味盎然的介紹。此外,對于江浙地區(qū)和四川農(nóng)村地帶的鎮(zhèn)、市、場中的茶館,天野元之助氏(注:天野元之助:《支那農(nóng)村雜記》,生活社1942年版,第204~208頁。)、福武直氏(注:福武直:《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構造》、《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211~212頁。)和施堅雅氏(注:施堅雅:《中國農(nóng)村的市場與社會構造》,今井清一等譯,法律文化社1979年版,第50~69頁。)等,也從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及農(nóng)村社會學的觀點出發(fā),作過極有意思的介紹。這些先行的研究,對于我輩后學來說是頗具指導意義的。本稿,就是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引導下,對清末江浙兩省的茶館作若干考察。具體來說,本稿的中心課題在于說明清末江浙地區(qū)的茶館是如何經(jīng)營的,又是通過怎樣的社會勢力的中介而得以維持的。在研究清末茶館時以江浙地區(qū)作為對象,這是因為考慮到該地的茶館數(shù)量最多,故而茶館所起的作用也極大。
一在清末中國,只要是可稱為“人煙稠密”之所,就會開設各種大小茶館。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揚州、杭州、寧波、武昌、漢口、長沙、成都、福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有難以計數(shù)的茶館,直到深夜仍茶客云集,喧嚷熱鬧。在這些大都市之外,府城、縣城一類的地方中心城市,鎮(zhèn)、市之類的農(nóng)村商業(yè)場所,也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茶館。在大城市中,據(jù)說達到“平均起來約一條街道就有茶館一家”(注:李劼人前揭書,第337頁。),顯示了茶館的普及程度。
以地區(qū)來看,在清末這一時期茶館開設得特別多的,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地區(qū)江蘇和浙江。在浙江省,大都市杭州、寧波,還有湖州、嘉興、紹興等,都有著為數(shù)眾多的茶館。杭州西湖畔風景勝地等處,帶有精致日用家具和裝飾的高級茶館鱗次櫛比(注:郁達夫:《我的夢、我的青春》,岡崎俊夫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卷5,平凡社1962年版,第296頁。);通商口岸的寧波,也是“上下三層,裝飾盡善盡美”的“宏大美麗”的茶館林立(注:東亞同文書院第九期《孤帆雙蹄》,東亞同文書院1912年版,第258~259頁。)。時值“蠶熟期”,熱鬧非凡的湖州和嘉興等地的各縣城,各個大小市鎮(zhèn)中,也是茶館連著茶館。在湖絲主要產(chǎn)地的烏程縣南潯鎮(zhèn),據(jù)《同治南潯鎮(zhèn)志》記載:“農(nóng)人……每入市,則茶寮、酒肆雜坐喧闐”(注:《同治南潯鎮(zhèn)志》卷二三,《風俗》。);《民國南志》也說:“茶棚、酒肆紛紛話,紛紛盡是買與賣。”(注:《民國南潯鎮(zhèn)志》卷三一,《風俗》。)由此可知,對于來自周圍村莊的農(nóng)民來說,茶館是生絲及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不可或缺的場所。
江蘇省茶館特多的地方,是上海(當時隸屬江蘇——編者)、蘇州、揚州等地。在上海,從19世紀60年代初起,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能夠容納千余名茶客的大型茶館(注:蔣寅生:《寅生目錄》,《太平天國史料專輯》,第433頁。),到上海一躍而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兼中國最大的工商業(yè)都市的19世紀末,其繁華街道的四馬路、五馬路等處,高達三、四層宏偉華麗的茶館“青蓮閣”、“一壺閣”并肩而立(注: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談》,切思會1899年版,第68~70頁。由于本書對清末上海茶館的風俗作了詳細記載,為作參考,引錄如下:“上海的繁華街道,是一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其中又以四馬路為最繁華。去四馬路,就會見到茶館。這些茶館,約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層、四層的樓房。每日上午十時左右到晚上十二時左右,連三樓、四樓都坐滿了茶客。大約一家茶館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時候會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談。進入茶館,首先就會拿來茶壺和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談話交游。如想吃點心的話,其處各種茶點應有盡有,可買來吃,若不想吃的話,不買亦可。此外,茶館中又有吃煙室,此為吸食鴉片煙的場所。在這里抽煙一小時需付一定的錢,抽煙二小時付的錢亦相應增加。無論何時,入室抽煙之人或為30人,或為50人,總是一邊吸煙,一邊交談。每個茶館這樣的場所約有幾處。日暮之后,是茶館營業(yè)最盛之時,館中客滿,各自一邊飲茶一邊喧鬧交談。其中亦有女子盛妝打扮來此,這是為的吸引茶客。茶館中附設臥處,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邊品茶,一邊聽藝妓彈奏琵琶,哼唱小曲,彈奏木琴,演奏音樂。這可由五人或七人輪流來作。這種藝妓如果色藝不精,花上一元錢,就可使其立刻來到茶客旁邊遞煙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這樣,支那人都愿前往茶館,飲茶,說無聊的話,以相互消遣。通常往來四馬路者,多乘坐馬車、人力車,藝者則或乘轎前往……”)。
到19世紀中葉為止,以工商業(yè)而聞名的蘇州,作為淮鹽的大集散地揚州,茶館的數(shù)量也很多。揚州直到清末,仍是名士麇集、賦詩垂釣、嗜茶賞花,因擁有眾多高級茶館而為時人所稱道(揚州北門外豐樂街的茶館就很出名(注:《申報》光緒二年五月一日,《茶客還金》;《申報》光緒二年六月一日,《開肆逃債》。)。如同“吳中通衢僻壤,茗肆分開”(注:丁日昌:《撫吳公牘》卷六八,《禁婦女上茶館》。)所說的那樣,蘇州顯然是江蘇省的茶館眾多之處。此外,南京和新興蠶業(yè)地帶的無錫、新興棉業(yè)城市的南通一帶,也有很多茶館(注:《劉坤一遺集》第四冊,書牘卷之九,《復孫蓮舫》,轉引自名古屋商工會議所(高柳豐三郎)《清國新開場視察報告》,第77頁。),連被作為清末茶館叢生地代表的浙江省,與江蘇省比較起來,也不過只落得個“尚屬不多”(注:《申報》光緒六年七月六日,《書勸捐米以濟直省工賑啟后》。)的評價。清末的江蘇省,“無論貴賤貧富,類以論茗清談為事,或有晨夕兩次者,或有每日一次者,甚有甫游此間,倦而欲返,出門又遇他友,重入茶園者”(注:《申報》光緒六年七月六日,《書勸捐米以濟直省工賑啟后》。),出入茶館幾乎已經(jīng)日常生活化了。
二清末江蘇、浙江地區(qū)的茶館,被都市、城鎮(zhèn)的居民猶如俱樂部似地利用著。商人及其伙計、掮客、手工業(yè)者等,每日幾次出入茶館。他們既可利用茶館進行主顧之間重要的商談,在因私事而不得不與熟人、朋友、親戚相會之時,也可帶來茶館進行磋商,這已成為風氣(注:井上紅梅前揭書。)。
同行業(yè)間協(xié)商本行業(yè)的重要事項之時,或舉辦“搖會”之時,也常利用熟悉的茶館(注:《申報》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搖小會》;《申報》光緒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吳會瑣言》。)。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里,各行業(yè)的商人們都在每天的一定時間會于一堂,談笑之中達成交易。在上海的煤炭商人、棉花、棉籽商人等聚于青蓮閣,雜糧商人等聚于杏花樓,顏料染料商人聚于長樂茶館,洋雜貨商人和面粉商人則聚于怡珍茶館,諸如這般,每天各行業(yè)都于一定時間,在特定的茶館聚集(注:井上紅梅前揭書。)。
各行業(yè)將一定的茶館用作集會場所,這在工匠、船夫、車夫等都市的“下等社會”成員中也同樣如此。上海的船夫們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樓,小車夫們把嘉興路上的某個茶館,用來作為這樣那樣的集會場所(注:井上紅梅前揭書。)。蘇州絲織機房的“匠人”們以臨頓路的新園茶館作為“早晚聚會之所”,每逢罷工,終日聚集此處,氣勢頗盛(注:《申報》光緒三年九月十八日,《吳中瑣事》。)。南京也是同樣,臨時雇傭的“織錦工”們,每天清晨聚集于丹鳳街的三元茶館或北門橋的順興茶館,在這些茶館處接受當日工作,這已經(jīng)成為習慣(注:南京博物院民族組《清末南京絲織業(yè)的初步調(diào)查》,《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2期。)。
這樣,連下層社會的民眾也能對茶館作日常利用,而且飲茶一次僅需費錢三、四文或五、六文。相對于茶館來說,亦為民眾所喜愛的酒肆,則需花費兩倍于茶館的錢財(注:郁達夫前揭書,第281~282頁。)。
飲茶的便宜,茶館的隨處可見,使茶館的營業(yè)形態(tài)表現(xiàn)出甚為鮮明的特色。以《申報》所載天津的情況為例:
茶館內(nèi)賣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葉的話,其價格亦僅增加一倍。所以雖然座上客常滿,但仍生意式微,鮮有入能敷出者。以是城廂內(nèi)外大小茶館,每當春秋佳日,多有或雜劇或評書,或唱時新小曲,或說大鼓書詞者。每座加價數(shù)文,或數(shù)十文不等。(注:《申報》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館熱鬧》。)如上所記,可見茶館的經(jīng)營常有與雜劇團、說唱者等形形色色的藝人相結合的傾向。無論哪家茶館,為了確保從一定數(shù)量的顧客及從茶客處獲得特別高的消費,不得不講求各種各樣的經(jīng)營方法,而上演雜劇、招引說唱藝人等,就是集客的最為有效的辦法。
茶館與藝人的結合,在茶館特多的江浙地區(qū)表現(xiàn)尤為顯著。在蘇州,乾隆年間開始,評書、彈詞已廣為人們所喜愛(注:王曉傳:《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第329~330頁,《吳縣為光裕社維持公所慈喜暨學校經(jīng)費以及整頓營業(yè)舊規(guī)準予備案碑》。關于蘇州的彈詞、評書,亦請參照未延保雄《從評彈看蘇州方言》(一),《神戶外國語大學論叢》23-3;波多野太郎:《道情彈詞木魚書》(下),《橫浜市立大學論叢》22-2.3。),當時提供給評書、彈詞藝人以最好的活動場所的,就是茶館。蘇州的評書、彈詞藝人究竟從何時開始出入茶館,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在道光年間,蘇州茶館已在館內(nèi)附設曲藝場,館內(nèi)中央設置高臺,招引評書、彈詞藝人,由此吸引更多的茶客光顧(注:例如江蘇巡撫裕謙的布告(道光二十年二月)中所示“各處茶館彈唱文詞,亦毋許男女雜坐,鬧至深更”。裕謙《勉益齋續(xù)存稿》卷十六,“訓俗條約”,道光二十年二月,江蘇。)。蘇州及其近郊,道光、咸豐年間以后,被稱為“灘簧”的雜劇日漸流行,于是“近來,茶坊中又有彈唱一流。男女對白,所唱者多閨房丑事,竟與灘簧戲無異”(注:余治:《得一錄》卷十一,翼化堂《禁止花鼓串客戲議》。)。由此可見,茶館中既可見到酷似灘簧的某種彈詞的演唱,又可見到灘簧戲的上演。茶館招引評彈藝人以吸引顧客的情況,其后在上海等大都市中不用說,連蘇州府、常州府下屬各縣的市鎮(zhèn)等處也暢行無忌。從清末到民國初年,評彈、雜戲、雜藝的上演,成為江浙地區(qū)茶館經(jīng)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申報》光緒三年一月十五日,《爭坐構釁》;《申報》光緒八年九月十六日,《茶館被毀》;《申報》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論地方之害》;《申報》光緒九年四月十一日,《淫戲宜禁》,轉引自中村作治郎前揭書。)。
三茶館誘引顧客的手段,還包括利用爭執(zhí)和辯論。在中國,當爭執(zhí)產(chǎn)生之時,本有當事者將自己的種種主張向大眾訴說的習慣。清末的江浙地區(qū),茶館作為人們的聚集之地,對于調(diào)解爭執(zhí),辯論來說可謂最適當?shù)膱鏊?。發(fā)生爭執(zhí)時,由旁觀者中出現(xiàn)仲裁者,無須進茶館就把問題解決的情況固然也有,但較為常見的則是當事者們約定“飲茶之后,言歸于好”,把解決問題的場所移到茶館(時間由雙方協(xié)議而定),在那里進行更為精彩紛呈的爭論以解決問題。這種將爭執(zhí)、辯論帶進茶館,在眾多茶客的注視下,當事者雙方進行更為激烈爭論的做法,被稱之為“講茶”或“吃講茶”(注:井上紅梅,后藤朝太郎,竹內(nèi)實前揭各書。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說《在茶館》,盡管是以國民政府統(tǒng)治下的四川作為舞臺的作品,但以寫實的筆調(diào)描繪了“講茶”的狀況,可作參考。)。
進行“講茶”的茶館,因有眾多看熱鬧的人蜂擁而至,對于茶館的經(jīng)營者來說,“講茶”在確保收入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吃“講茶”之際,當事者,還有各種前來援手之人,聞風來看熱鬧之人,正巧路過之人等等,一齊涌入,擠滿茶館,因此對于茶館來說,“講茶”是一次得以獲取大量收入而不可錯過的機會(注:井上紅梅,后藤朝太郎,竹內(nèi)實前揭各書。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說《在茶館》,盡管是以國民政府統(tǒng)治下的四川作為舞臺的作品,但以寫實的筆調(diào)描繪了“講茶”的狀況,可作參考。)。
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在溫州江西幫針店同行的“講茶”,雙方各糾合了數(shù)十人的援手,爭論了兩天,僅此一項,茶館收入的茶費就達四千余文(注:《申報》光緒八年十一月十日,《溫郡近聞》。)。
在茶館進行的爭執(zhí)和辯論,既有如上舉溫州之例那樣,雙方各糾集數(shù)十人的助陣者,進行激烈對決的情況,也有僅僅一方有援手,其對方則近于孤立無援,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會發(fā)生殊死的應戰(zhàn)(注:《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臺雜事》所記“講茶”,為其一例。)。此外,一般來說,“講茶”時,與當事者雙方緊挨,相互瞪視相比,更多的是面向茶客,訴說對手如何不是,申述己方如何有理,直說得口沫橫飛,聳動眾聽?!爸v茶”的結束方法,也不一而足。如“眾咸以甲為理直,乙亦自悔,愿賠禮釋怨”(注:《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臺雜事》所記“講茶”,為其一例。)所示,既有當事者的一方不得違逆“傍聽”茶客的意向而作罷的場合,也有混雜在茶客中的有權勢者及其當事人的朋友、熟人等,作為仲裁者出現(xiàn),經(jīng)他們說服之后才得以解決的情況(注:后藤朝太郎前揭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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