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江浙地區(qū)的茶館（上）

所謂“茶館”，為以茶供客的店鋪，也被稱作“茶肆”、“茶室”、“茶坊”、“茶鋪”、“茶棚”、“茶社”、“茶居”等，在中國特別發(fā)達。茶館、茶肆在中國的出現(xiàn)，是飲茶日漸普及的唐、宋時代以后之事。這種茶館，與“酒肆”、“酒坊”同樣深受中國民眾的喜愛。在清末，主要對于中下層的人們來說，茶館作為休息和社交的場所、集會的場所、交易的場所等得到了廣泛的利用。（注：竹內(nèi)實：《茶館》，大修館書店1974年版，第4～7頁。）關于茶館的風俗及其所起的作用，僅就其系中國特有之物這一點，很久以來就吸引了研究者們的關心。對于上海、蘇州、成都這樣的大城市里的茶館，以前有井上紅梅氏（注：井上紅梅：《支那風俗》（中），日本堂書店1920年版，第248～257頁。）和后藤朝太郎氏（注：后藤朝太郎：《支那風土記》，章華社1935年版，第74～78頁。），最近有竹內(nèi)實氏（注：李劼人：《暴風雨前》，《李劼人選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340頁。），都作了這樣那樣趣味盎然的介紹。此外，對于江浙地區(qū)和四川農(nóng)村地帶的鎮(zhèn)、市、場中的茶館，天野元之助氏（注：天野元之助：《支那農(nóng)村雜記》，生活社1942年版，第204～208頁。）、福武直氏（注：福武直：《中國農(nóng)村社會的構造》、《福武直著作集》第九卷，東京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211～212頁。）和施堅雅氏（注：施堅雅：《中國農(nóng)村的市場與社會構造》，今井清一等譯，法律文化社1979年版，第50～69頁。）等，也從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及農(nóng)村社會學的觀點出發(fā)，作過極有意思的介紹。這些先行的研究，對于我輩后學來說是頗具指導意義的。本稿，就是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引導下，對清末江浙兩省的茶館作若干考察。具體來說，本稿的中心課題在于說明清末江浙地區(qū)的茶館是如何經(jīng)營的，又是通過怎樣的社會勢力的中介而得以維持的。在研究清末茶館時以江浙地區(qū)作為對象，這是因為考慮到該地的茶館數(shù)量最多，故而茶館所起的作用也極大。

一在清末中國，只要是可稱為“人煙稠密”之所，就會開設各種大小茶館。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揚州、杭州、寧波、武昌、漢口、長沙、成都、福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有難以計數(shù)的茶館，直到深夜仍茶客云集，喧嚷熱鬧。在這些大都市之外，府城、縣城一類的地方中心城市，鎮(zhèn)、市之類的農(nóng)村商業(yè)場所，也有這樣那樣的一些茶館。在大城市中，據(jù)說達到“平均起來約一條街道就有茶館一家”（注：李劼人前揭書，第337頁。），顯示了茶館的普及程度。

以地區(qū)來看，在清末這一時期茶館開設得特別多的，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地區(qū)江蘇和浙江。在浙江省，大都市杭州、寧波，還有湖州、嘉興、紹興等，都有著為數(shù)眾多的茶館。杭州西湖畔風景勝地等處，帶有精致日用家具和裝飾的高級茶館鱗次櫛比（注：郁達夫：《我的夢、我的青春》，岡崎俊夫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選集》卷5，平凡社1962年版，第296頁。）；通商口岸的寧波，也是“上下三層，裝飾盡善盡美”的“宏大美麗”的茶館林立（注：東亞同文書院第九期《孤帆雙蹄》，東亞同文書院1912年版，第258～259頁。）。時值“蠶熟期”，熱鬧非凡的湖州和嘉興等地的各縣城，各個大小市鎮(zhèn)中，也是茶館連著茶館。在湖絲主要產(chǎn)地的烏程縣南潯鎮(zhèn)，據(jù)《同治南潯鎮(zhèn)志》記載：“農(nóng)人……每入市，則茶寮、酒肆雜坐喧闐”（注：《同治南潯鎮(zhèn)志》卷二三，《風俗》。）；《民國南志》也說：“茶棚、酒肆紛紛話，紛紛盡是買與賣。”（注：《民國南潯鎮(zhèn)志》卷三一，《風俗》。）由此可知，對于來自周圍村莊的農(nóng)民來說，茶館是生絲及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不可或缺的場所。

江蘇省茶館特多的地方，是上海（當時隸屬江蘇——編者）、蘇州、揚州等地。在上海，從19世紀60年代初起，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能夠容納千余名茶客的大型茶館（注：蔣寅生：《寅生目錄》，《太平天國史料專輯》，第433頁。），到上海一躍而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兼中國最大的工商業(yè)都市的19世紀末，其繁華街道的四馬路、五馬路等處，高達三、四層宏偉華麗的茶館“青蓮閣”、“一壺閣”并肩而立（注：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談》，切思會1899年版，第68～70頁。由于本書對清末上海茶館的風俗作了詳細記載，為作參考，引錄如下：“上海的繁華街道，是一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其中又以四馬路為最繁華。去四馬路，就會見到茶館。這些茶館，約有二十家，大抵都是三層、四層的樓房。每日上午十時左右到晚上十二時左右，連三樓、四樓都坐滿了茶客。大約一家茶館有七、八百茶客。茶客更多的時候會到千人以上，都坐在椅子上交談。進入茶館，首先就會拿來茶壺和茶碗。每日朋友同道談話交游。如想吃點心的話，其處各種茶點應有盡有，可買來吃，若不想吃的話，不買亦可。此外，茶館中又有吃煙室，此為吸食鴉片煙的場所。在這里抽煙一小時需付一定的錢，抽煙二小時付的錢亦相應增加。無論何時，入室抽煙之人或為30人，或為50人，總是一邊吸煙，一邊交談。每個茶館這樣的場所約有幾處。日暮之后，是茶館營業(yè)最盛之時，館中客滿，各自一邊飲茶一邊喧鬧交談。其中亦有女子盛妝打扮來此，這是為的吸引茶客。茶館中附設臥處，其中亦有椅子供坐，一邊品茶，一邊聽藝妓彈奏琵琶，哼唱小曲，彈奏木琴，演奏音樂。這可由五人或七人輪流來作。這種藝妓如果色藝不精，花上一元錢，就可使其立刻來到茶客旁邊遞煙送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由于這樣，支那人都愿前往茶館，飲茶，說無聊的話，以相互消遣。通常往來四馬路者，多乘坐馬車、人力車，藝者則或乘轎前往……”）。

到19世紀中葉為止，以工商業(yè)而聞名的蘇州，作為淮鹽的大集散地揚州，茶館的數(shù)量也很多。揚州直到清末，仍是名士麇集、賦詩垂釣、嗜茶賞花，因擁有眾多高級茶館而為時人所稱道（揚州北門外豐樂街的茶館就很出名（注：《申報》光緒二年五月一日，《茶客還金》；《申報》光緒二年六月一日，《開肆逃債》。）。如同“吳中通衢僻壤，茗肆分開”（注：丁日昌：《撫吳公牘》卷六八，《禁婦女上茶館》。）所說的那樣，蘇州顯然是江蘇省的茶館眾多之處。此外，南京和新興蠶業(yè)地帶的無錫、新興棉業(yè)城市的南通一帶，也有很多茶館（注：《劉坤一遺集》第四冊，書牘卷之九，《復孫蓮舫》，轉引自名古屋商工會議所（高柳豐三郎）《清國新開場視察報告》，第77頁。），連被作為清末茶館叢生地代表的浙江省，與江蘇省比較起來，也不過只落得個“尚屬不多”（注：《申報》光緒六年七月六日，《書勸捐米以濟直省工賑啟后》。）的評價。清末的江蘇省，“無論貴賤貧富，類以論茗清談為事，或有晨夕兩次者，或有每日一次者，甚有甫游此間，倦而欲返，出門又遇他友，重入茶園者”（注：《申報》光緒六年七月六日，《書勸捐米以濟直省工賑啟后》。），出入茶館幾乎已經(jīng)日常生活化了。

二清末江蘇、浙江地區(qū)的茶館，被都市、城鎮(zhèn)的居民猶如俱樂部似地利用著。商人及其伙計、掮客、手工業(yè)者等，每日幾次出入茶館。他們既可利用茶館進行主顧之間重要的商談，在因私事而不得不與熟人、朋友、親戚相會之時，也可帶來茶館進行磋商，這已成為風氣（注：井上紅梅前揭書。）。

同行業(yè)間協(xié)商本行業(yè)的重要事項之時，或舉辦“搖會”之時，也常利用熟悉的茶館（注：《申報》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搖小會》；《申報》光緒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吳會瑣言》。）。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里，各行業(yè)的商人們都在每天的一定時間會于一堂，談笑之中達成交易。在上海的煤炭商人、棉花、棉籽商人等聚于青蓮閣，雜糧商人等聚于杏花樓，顏料染料商人聚于長樂茶館，洋雜貨商人和面粉商人則聚于怡珍茶館，諸如這般，每天各行業(yè)都于一定時間，在特定的茶館聚集（注：井上紅梅前揭書。）。

各行業(yè)將一定的茶館用作集會場所，這在工匠、船夫、車夫等都市的“下等社會”成員中也同樣如此。上海的船夫們把北河南路的日升茶樓，小車夫們把嘉興路上的某個茶館，用來作為這樣那樣的集會場所（注：井上紅梅前揭書。）。蘇州絲織機房的“匠人”們以臨頓路的新園茶館作為“早晚聚會之所”，每逢罷工，終日聚集此處，氣勢頗盛（注：《申報》光緒三年九月十八日，《吳中瑣事》。）。南京也是同樣，臨時雇傭的“織錦工”們，每天清晨聚集于丹鳳街的三元茶館或北門橋的順興茶館，在這些茶館處接受當日工作，這已經(jīng)成為習慣（注：南京博物院民族組《清末南京絲織業(yè)的初步調(diào)查》，《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2期。）。

這樣，連下層社會的民眾也能對茶館作日常利用，而且飲茶一次僅需費錢三、四文或五、六文。相對于茶館來說，亦為民眾所喜愛的酒肆，則需花費兩倍于茶館的錢財（注：郁達夫前揭書，第281～282頁。）。

飲茶的便宜，茶館的隨處可見，使茶館的營業(yè)形態(tài)表現(xiàn)出甚為鮮明的特色。以《申報》所載天津的情況為例：

茶館內(nèi)賣茶，每杯六文。若是客人想多加一包茶葉的話，其價格亦僅增加一倍。所以雖然座上客常滿，但仍生意式微，鮮有入能敷出者。以是城廂內(nèi)外大小茶館，每當春秋佳日，多有或雜劇或評書，或唱時新小曲，或說大鼓書詞者。每座加價數(shù)文，或數(shù)十文不等。（注：《申報》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茶館熱鬧》。）如上所記，可見茶館的經(jīng)營常有與雜劇團、說唱者等形形色色的藝人相結合的傾向。無論哪家茶館，為了確保從一定數(shù)量的顧客及從茶客處獲得特別高的消費，不得不講求各種各樣的經(jīng)營方法，而上演雜劇、招引說唱藝人等，就是集客的最為有效的辦法。

茶館與藝人的結合，在茶館特多的江浙地區(qū)表現(xiàn)尤為顯著。在蘇州，乾隆年間開始，評書、彈詞已廣為人們所喜愛（注：王曉傳：《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第329～330頁，《吳縣為光裕社維持公所慈喜暨學校經(jīng)費以及整頓營業(yè)舊規(guī)準予備案碑》。關于蘇州的彈詞、評書，亦請參照未延保雄《從評彈看蘇州方言》（一），《神戶外國語大學論叢》23-3；波多野太郎：《道情彈詞木魚書》（下），《橫浜市立大學論叢》22-2.3。），當時提供給評書、彈詞藝人以最好的活動場所的，就是茶館。蘇州的評書、彈詞藝人究竟從何時開始出入茶館，目前尚不清楚，但至少在道光年間，蘇州茶館已在館內(nèi)附設曲藝場，館內(nèi)中央設置高臺，招引評書、彈詞藝人，由此吸引更多的茶客光顧（注：例如江蘇巡撫裕謙的布告（道光二十年二月）中所示“各處茶館彈唱文詞，亦毋許男女雜坐，鬧至深更”。裕謙《勉益齋續(xù)存稿》卷十六，“訓俗條約”，道光二十年二月，江蘇。）。蘇州及其近郊，道光、咸豐年間以后，被稱為“灘簧”的雜劇日漸流行，于是“近來，茶坊中又有彈唱一流。男女對白，所唱者多閨房丑事，竟與灘簧戲無異”（注：余治：《得一錄》卷十一，翼化堂《禁止花鼓串客戲議》。）。由此可見，茶館中既可見到酷似灘簧的某種彈詞的演唱，又可見到灘簧戲的上演。茶館招引評彈藝人以吸引顧客的情況，其后在上海等大都市中不用說，連蘇州府、常州府下屬各縣的市鎮(zhèn)等處也暢行無忌。從清末到民國初年，評彈、雜戲、雜藝的上演，成為江浙地區(qū)茶館經(jīng)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申報》光緒三年一月十五日，《爭坐構釁》；《申報》光緒八年九月十六日，《茶館被毀》；《申報》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論地方之害》；《申報》光緒九年四月十一日，《淫戲宜禁》，轉引自中村作治郎前揭書。）。

三茶館誘引顧客的手段，還包括利用爭執(zhí)和辯論。在中國，當爭執(zhí)產(chǎn)生之時，本有當事者將自己的種種主張向大眾訴說的習慣。清末的江浙地區(qū)，茶館作為人們的聚集之地，對于調(diào)解爭執(zhí)，辯論來說可謂最適當?shù)膱鏊?。發(fā)生爭執(zhí)時，由旁觀者中出現(xiàn)仲裁者，無須進茶館就把問題解決的情況固然也有，但較為常見的則是當事者們約定“飲茶之后，言歸于好”，把解決問題的場所移到茶館（時間由雙方協(xié)議而定），在那里進行更為精彩紛呈的爭論以解決問題。這種將爭執(zhí)、辯論帶進茶館，在眾多茶客的注視下，當事者雙方進行更為激烈爭論的做法，被稱之為“講茶”或“吃講茶”（注：井上紅梅，后藤朝太郎，竹內(nèi)實前揭各書。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說《在茶館》，盡管是以國民政府統(tǒng)治下的四川作為舞臺的作品，但以寫實的筆調(diào)描繪了“講茶”的狀況，可作參考。）。

進行“講茶”的茶館，因有眾多看熱鬧的人蜂擁而至，對于茶館的經(jīng)營者來說，“講茶”在確保收入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吃“講茶”之際，當事者，還有各種前來援手之人，聞風來看熱鬧之人，正巧路過之人等等，一齊涌入，擠滿茶館，因此對于茶館來說，“講茶”是一次得以獲取大量收入而不可錯過的機會（注：井上紅梅，后藤朝太郎，竹內(nèi)實前揭各書。此外，沙汀的短篇小說《在茶館》，盡管是以國民政府統(tǒng)治下的四川作為舞臺的作品，但以寫實的筆調(diào)描繪了“講茶”的狀況，可作參考。）。

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在溫州江西幫針店同行的“講茶”，雙方各糾合了數(shù)十人的援手，爭論了兩天，僅此一項，茶館收入的茶費就達四千余文（注：《申報》光緒八年十一月十日，《溫郡近聞》。）。

在茶館進行的爭執(zhí)和辯論，既有如上舉溫州之例那樣，雙方各糾集數(shù)十人的助陣者，進行激烈對決的情況，也有僅僅一方有援手，其對方則近于孤立無援，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會發(fā)生殊死的應戰(zhàn)（注：《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臺雜事》所記“講茶”，為其一例。）。此外，一般來說，“講茶”時，與當事者雙方緊挨，相互瞪視相比，更多的是面向茶客，訴說對手如何不是，申述己方如何有理，直說得口沫橫飛，聳動眾聽?！爸v茶”的結束方法，也不一而足。如“眾咸以甲為理直，乙亦自悔，愿賠禮釋怨”（注：《申報》光緒八年三月廿五日，《蘇臺雜事》所記“講茶”，為其一例。）所示，既有當事者的一方不得違逆“傍聽”茶客的意向而作罷的場合，也有混雜在茶客中的有權勢者及其當事人的朋友、熟人等，作為仲裁者出現(xiàn)，經(jīng)他們說服之后才得以解決的情況（注：后藤朝太郎前揭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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